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3)
2017-08-15 01:10
导读：?“菜篮子”等与是否稳定相关的渐渐成为各级政府分外重视的主要矛盾。其间接作用,一是二亿多小农户无法适应原有的国营大买主市场份额迅速下降到
?“菜篮子”等与是否稳定相关的渐渐成为各级政府分外重视的主要矛盾。其间接作用,一是二亿多小农户无法适应原有的国营大买主市场份额迅速下降到20%以下的新局面,“农产品卖难”再次普遍发生,农民收入随之连续三年下降,占有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60%以上的消费额并且一向稳定的农村,随之出现全面市场疲软。二是农业比较收益过低的老问题在农产品“卖难”和农民收入连年下降的作用下陡然突出起来,逼使农民背井离乡,“民工潮”大范围涌流。
1992年前后,中国经济渐渐复苏,并随即转入高涨。刺激经济复苏的兴奋剂有两支：
一是1988－1989年的高利率政策失败之后,政府又把利率连续调低到甚至低于原来水平,高利率时期大量吸收的存款必须贷出,因此资金环境暂时相对宽松,同时资本市场初步开放,低利率政策又使货币持有者转向风险大但收益率高的股票、证券市场和其他投资市场。
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央财政连年赤字,半数以上县级财政长期亏损,政府利益在财政分配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仍然每年以集团消费递增25－30%的速度迅速膨胀。在第三次危机已经吃空了可以行政占有的流量资本的逼迫下,政府及所属部门的利益之手伸向能够即占即盈的房地产投机。全国性的开发区圈地热和房地产、股票、期货三大投机一齐上的存量资本瓜分浪潮忽然间似狂飙拔地而起,的确在暴富了一批投机于权钱交易的食利者的同时,在病态的背后又击一猛掌！
1993－1994年,经济高涨期。全固定资产投资从1992年的7600亿,跃增至1993年的1.3万亿,1994年又在上年增长70%的高比例上再增40%。任何对存量资本的重新分配都会促进经济成长！尽管九十年代初以圈地运动和泡沫经济为表象的经济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其实质不过是周期作用和对国家资本的又一次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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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是“又一次再分配”,是因为八十年代初那次农民曾对人民公社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做过一次再分配,并迅即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不同的是,那次分配是农民凭借社区成员的天赋权利和农业文明的均平传统所做的社会化占有；而这次分配是食利者凭借政府权利或以“寻租行为”赎买到的法权关系所做的特权占有。
无论如何,相隔十年的两次国家资本再分配尽管都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相左因而不尽如人意,但却都形成了经济发展最起码的基础--利益目标明确的活跃的经济主体--因而促使经济高速增长,所以可以从角度肯定其进步意义。
1994－1995年,第四次危机发生。与前三次滞涨型危机不同的是,这是一次信用过度膨胀导致的通涨型危机,现象过程如下：上次滞涨型危机过程中,政府财政甩包袱只部分减少了亏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税收主源国营效益低下的,企业亏损面一直在50%上下徘徊。到1992年赤字额已高达近500亿,1993年不计入债务的亏空进一步上升至800亿左右。此时,连续8年的财政向银行透支,已吃掉了国有银行全部自有资本金,使系统100%负债。尽管1993年末政府宣布不再向银行透支,发行1200亿国债抵补财政亏损,但银行部门仍不得不掏口袋购买其总额的70%。对银行而言,这意味着用债务(社会存款)来买债,亦即寅吃卯粮了；而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用公众存款充填政府消费,显然是政府信用危机！
又由于上次危机中失败的利率政策使企业连锁债务一直未能根本解决,向国营企业倾斜和“花钱买大好形势”、“贷款发工资”等保稳定的任务又进一步迫使银行贷出资金的40%逾期难以回收。实际上即是用60%的可贷出资金产生的利润来支付100%的存款利息！人民银行资深人员指出：如果不是以国家为名,银行早该破产了！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金融部门如此困境之中既然不能破产,其解困行为只有两条路：一是投入高利润领域,提高贷款利率,以高盈利来抵补以往亏损；二是转向国际资本市场吸收其过剩、低息资金来缓解中长期投资需求压力,防止进一步亏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