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6)
2017-08-15 01:10
导读：如果真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该认识到,这种资本类型包含的产权关系不仅是最模糊的,也是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东方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国营长期不
如果真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该认识到,这种资本类型包含的产权关系不仅是最模糊的,也是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东方后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国营长期不景气,财政包袱沉重,收入分配不公,甚至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这种产权关系为的所有制,和以这种所有制为名的企业资产,在任何主义、任何制度、任何国家中,尚无成功运转的先例。
因此,应该从企业产权清晰入手,还原不合理的部门资本所占有的劳动者份额,再建立独立的产权主体,使之进入有制度约束的市场。这样才有可能打破国家(部门)资本的垄断,铲除官僚集权政体的根基。这个过程中,公众中新的利益分配机制产生,人们才会意识到产生于市场交换中的平等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权力。于是,民主政体和市场便有了社会基础。而这个过程的起码条件是要求相对稳定而有权威的控制……。如果象苏东各国那样搞私有化,把已经产权关系不清楚的国营企业统统交给一个新组建的、从未在资本形成过程中起过作用的、依靠一种并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私有化部”来售卖,那当然解决不了苏东诸国的
从国家垄断资本最薄弱的入手发育市场；奠定民间资本再积累的基础,是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的。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自5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其实是搞了“国家资本主义”。而中国最近10年的经济发展,则是对国家资本做了一次“社会化”的再分配,各种非官方的独立经济主体在市场条件下的再原始积累。
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之前,中国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完成了化所必需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条件,一是通过战争夺得政权的“英雄政府”的有力控制；二是国民动员机制中作用较强的极端化意识形态；三是通过自上而下结构严密的组织体系贯彻“剪刀差”,以垄断性的不等价交换获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这些特征在多数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类似的。如果不涉及庸俗的意识形态之争,那么东西方之间真正实质性的区别在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方式、的不同。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中国50年代初只有5%的工业人口,15%的工业产值,15%的城市人口,人均国民收入仅50美元；没有外部市场,没有外部资金投入,并且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险恶,从朝鲜战争开始,区域战争和边境争端不断。在苏联断绝援助和西方封锁的条件下,实现中国工业化高速积累的制度选择是集权体制下的“自我剥夺”。政府通过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无偿没收和对私营工商业的“赎买”,建立起国营工业的“启动资本”,然后通过“统购统销”关闭市场,垄断经营,推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使政府在高价销售工业品和低价收购农产品两头获利。再以财政二次分配和计划调拨投入国家工业化建设。
而为了保证统购统销的垄断性,扼止亿万自给自足小农的反抗,则必须在农村组建控制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部经济环节的政社合一的准军事组织人民公社；在城市则建立以利益分配机制固化其中的科层金字塔式体制结构,向城市劳动者凭证分配低价生活必须品,以保证工业劳力的简单再生产。这样,城乡工农业劳动者全部剩余价值都通过这种体制投入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经过不到30年,到70年代末中国已形成了大约3万亿工农业固定资产和城市房地产。那时,由于公众在不同层次上的最终消费大致平等,因此,只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公有制”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单纯从城市经济看,中国的问题与前苏联、东欧相类似：国营企业效益低下--政府税收困难,财政赤字增加,举借内外债,通货膨涨--政府调控能力下降,社会动乱……。造成此类问题的根源也是类似的：即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完成之后,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专业分工---各个产业门类之间交换频繁必然要求符合价值的市场体系取代旧的计划分配体系--市场化的商品交换冲击了旧的集权主义政体,经济危机于是转化为政权危机。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对照苏东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90年代改革与的理性趋势是清楚的。尽管1989年的事件使各方面对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失去信心；尽管中国国内决策倾向一度企图靠“输血”给国营维持“主义公有制”；但这两方面显然都囿于庸俗的意识形态之争,因而都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