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政策10年中从适度从紧到积极(2)
2017-08-24 05:10
导读：（三）实施效果。 1.实现经济增长的“软着陆”。经过1993年后政府实施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重的通货膨胀由1995年开始得到了抑制，该年的全国
（三）实施效果。 1.实现经济增长的“软着陆”。经过1993年后政府实施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重的通货膨胀由1995年开始得到了抑制，该年的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回落了6.9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维持了10.5％的较高增长速度；到“九五”时期的第一年，即1996年，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我国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是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回落至6.1％，但仍保持了9.6％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提高，取得了既遏制通货膨胀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实现了在低通胀下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双赢”格局。 2.积累了治理经济过热的丰富经验。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重要体现。从1993年开始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运用，是根据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相机抉择。通过财政政策以及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运用，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急刹车”现象，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中的“软着陆”，国民经济保持了健康发展。这是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节的成功范例，改变了计划经济常常运用行政手段控制国民经济的传统做法，跳出了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的框框，有效地解决了过去一直困扰我们的“一管就死”宏观调控的难题，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头一次，是我国宏观调控史上的重要事件，为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内需 （一）宏观经济背景 1.外部：亚洲危机的严重冲击。1997年2月，泰国首先爆发了金融危机，并产生了连带影响，迅速波及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使欧洲、拉美和美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场金融危机，危害之大，超出了早先一般人的估计。中国的金融部门虽然在这场危机中没有受到像其他国家那样的严重影响，但作为全球经济一部分的中国经济，无法独善其身。 一是出口需求锐减。我国近10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每年的外贸出口增长率都很高。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对我国的产品出口造成很大的压力，1998年后影响加深，出口增幅逐月递减。1998年上半年的外贸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6％，与1997年同期的26.2％和1997年全年的20.9％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5月份出口下降了1.5％，为22个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产品出口的减少，不但使出口需求下降，而且通过相关产业的连锁关系，引发其他产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减少。 二是外商投资下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货紧缩趋势加快，企业筹资能力下降，对外投资活动出现严重萎缩。我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外资大量涌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1993年外商直接投资更达1114.36亿美元。但由于金融危机，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不被看好，大量国际资本回流到欧美等其他地区，作为世界上吸引外资的大国，我国深受影响。从1997年起，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明显下降，1997年和1998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分别只达到510.04亿美元和521.02亿美元。由于亚洲地区是金融危机的重灾区，1997年亚洲国家对我国直接投资占我国实际吸收外资总量的比例由以往的80％以上降为75.6％，1998年继续下降为68.7％。 2.内部：宏观经济由短缺经济转变为有效需求不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从总体上讲基本属于短缺经济，供不应求是这一时期宏观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任务是压缩社会总需求，增加社会总供给，防止出现通货膨胀。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在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与短缺经济相对的另一种宏观经济形式——有效需求不足悄然出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 社会有效需求可以分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大类。由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需求不足在上面已谈到，这里不再赘言 （1）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高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城乡个人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投资和生产的高速增长。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由于企业效益不佳、国有企业减员增效速度加快和国内外市场疲软等一系列原因，城乡居民的个人收入增长速度大幅度减缓。1997年只比1996年增长5.7％，增幅比1996年回落8.1个百分点，1998年的增幅也只维持了1997年的水平。 在收入增长显著放慢的同时，居民个人支出，尤其是未来的预期支出，却有增无减。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推进的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各项改革，使人们的预期未来支出增加，再加上失业率高、就业前景暗淡等因素，使人们不得不将收入的更大部分储蓄起来，造成居民边际储蓄倾向上升，边际消费倾向相应下降。据统计，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1996年比1995年上升了29.87％，1997年又比1996年上升了20.14％，这减少了社会的消费需求。 （2）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使得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持续下降，市场呈现出不景气。受此影响，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普遍看淡市场，缺乏投资信心，投资预期收益下降，投资欲望不强已相当普遍。尽管金融机构采取了降低存款利率、准备金率，增加货币投放量等措施，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企业制度的逐渐建立，企业投资的“软预算约束”状况开始有所改善，在对市场前景预期不佳的情况下，即使金融机构适度松动银根，企业一般也不愿贸然投资扩大生产。另一方面，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改革的深化和贷款责任制的建立，银行贷款的安全意识、盈利意识普遍增强，在投资预期效益不佳的情况下，银行不会轻易给企业提供贷款用于投资。鉴于上述因素，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1997年增长幅度下滑至8.8％，比1996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下滑，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3.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在我国的经济改革中，由于受货币学派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着重货币政策，轻财政政策的现象。1996年我国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后，受经济运行的惯性作用，宏观经济开始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便开始着手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向稳健的方向做灵活的调整，货币政策成了决策层扩大社会需求的首选宏观调控工具，随之采取了一系列
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货币政策。在中央出台积极财政政策之前，中央银行自1996年、1997年连续3次降低利率后，1998年3月25日和7月1日又连续两次降低利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后，央行在1998年12月和1999年6月又连续两次降低利率）。降幅之大，频率之密集，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史上少有。 在降低利率的同时，中央银行还连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准备金利率。1998年3月，中央银行将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存款账户两个账户合并为准备金存款账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原来的13％下调到8％。同时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利率由平均年利率7.35％下调到5.22％，对金融机构贷款年利率，由9.19％下调到7.43％。同年7月，中央银行再次下调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随着利率的下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也持续下降。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市场利率。从1996年到1998年7月，同业拆借利率从近13％的水平持续下降到5％左右。 一系列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出台，决策部门的基本目的是增加信贷和货币供应，扩大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但从实际效果看，由于金融改革与企业改革的非协调性，银行惜贷与企业惜借现象并存，再加上货币政策在决策时效方面发挥作用的时间较长，因此希望以货币政策来拉动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1998年上半年贷款和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与1997年同期相比，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趋于下降。 4.中央及时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是我国经济“软着陆”后开始出现了国内需求不旺的情况，另一方面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造成出口的急剧下滑，这两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放大效应，进一步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作为经济“冷与热”晴雨表的物价水平，在国内外需求不足的影响下，自1997年10月起，我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绝对下降，到1998年7月，持续下降达9个月之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98年3月开始出现下降；品价格指数自1996年6月以来持续下降，到1998年7月，已长达25个月。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形成了通货紧缩的局面。 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的非常时期，如果不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必然引发失业增加、金融风险加大、财政收入减少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甚至还可能带来社会动荡。因此，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有限的情况下，适时对经济实施反周期调节，通过拉动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了决策层的必然选择。一般来说，在经济处于收缩时期，财政政策则能较快地直接扩大社会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而此时货币政策的作用则显得缓慢一些。为此，中央决定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配合的新的宏观调控手段。 199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的署名文章，提出转变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向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长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以此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1998年7月，我国政府转发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建议》，正式决定实施旨在扩大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财政部的中央预算调整方案，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同时配套增加1000亿元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资金。由此，中国正式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