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事业的财政资助研究(4)
2017-08-26 04:01
导读：四、国外公共财政与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启示 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中，作为主义制度的国家，在、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
四、国外公共财政与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启示 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中，作为主义制度的国家，在、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由于长期的政事不分所造成的分配不公、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公共事业领域的公共利益与团体利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事业性与产业化等各种矛盾被进一步凸显了出来。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国公共财政的建设和发展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当前，中国事业单位的改革改制正在紧锣密鼓而又严谨有序地进行着，这个进程与中国在经济领域中的其他改革是一致的，同样是一个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础上，不断与市场化、国际化接轨的过程。中国公共事业领域的改革，一方面要坚持中国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属性，同时必须走与以社会化、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财政建设接轨的道路。中国公共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是这一性进程中令世人关注的一个重大领域。国际上发达国家公共财政在资助和扶持文化事业方面长期形成的经验，对于我国这一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价值。 1.全球视野，在地行动 “全球视野，在地行动（Global Vision，Local Action）”表达的是一种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如何互动的理念，原本是在推动旨在全球环境保护和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二十一世纪议程（Agenda21）》时提出的。这一理念对于我国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也是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因为文化亦为人类生存的一种重要的生态要素，尤其在文化的冲突与多样性共存成为一个全球议题的时候，对于文化事业的全球化思考和本土化行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国家，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本土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凝聚力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维护自身的文化认同、保护文化安全增强文化竞争力的问题了。在今天，我们在考虑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有全球视野，一定不可忘记文化之于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有此全球视野，还须将文化事业的改革发展落实在具体的本土国情，依托于中华之传统，发扬和而不同的博大精神，铸造中华多元文化琴瑟和鸣的自信与大气。 2.结合社会化、市场化的手段提供文化公共品 一个民族只有在文化上是自信的，才会形成强大的内在凝聚力和外在的竞争力；一个自信而有竞争力的民族，才会有海纳百川的从容和尊重差异的胸怀。一个民族文化力提升的关键在于培养和保护好一种欣欣向荣、有内生力和自我优化机制、多样性的本土文化生态。发展文化事业，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当然也不能单单交与市场，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力量的共同参与。 要想实现多元化合力发展文化事业的目标，就必须树立公共财政的理念。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制度环境的差异，如果说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公共财政的主要作用在于克服市场失灵的话，在我国，公共财政在现阶段的重要使命是克服政府越位和政府失灵的问题。 按照公共经济学，政府应该是公共品的提供者，但不一定是公共品的生产者和管理者。生产可以通过市场更有效地解决，管理也可以通过诸如“一臂之距”的受托机构来社会化地行使。这样既可以发挥公共财政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文化产品的职能，保证政府不失位，又可以通过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吸纳社会的力量，实现文化事业公正、合法、有效、健康的发展。 3.培育文化市场，建立合理的发展文化产业的投融资机制 由于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导向和计划体制的影响，我国在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方面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政府投资，政府控制。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这种单一化的模式日渐显示出其严重的缺陷。由于缺乏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民众基础，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有衰竭之危；由于投资主体单一，意识形态管制严重，文化事业的发展动力不足，国内文化产品的单调贫乏和国外文化产品入侵的汹汹之势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用于文化事业发展的负担日感沉重，另一方面则是优秀的、能够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的短缺和平庸。 解决文化事业发展中的这一系列矛盾，需要在保证公益性文化事业、提供必要的文化公共品的前提下，发挥公共财政的经济导向作用，建立合理的发展文化产业的投融资机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中国现阶段的公共财政不仅要弥补市场的不足，还负有发育和完善市场，培育市场体系的任务。这就需要政府从过泛的文化事业领域适当收缩支出范围，使财政资金主要投入文化公共品和公共服务领域；
放松管制，放下包袱，培育多渠道、多主体的投融资模式，为文化产业的资本市场形成提供制度创新的契机。 4.改革现有的文化事业体制，实现文化事业发展的良性转轨 中国现阶段公共财政，不仅有弥补市场失灵、培育市场体系的使命和任务，同时还负有承担由体制创新所带来的改革成本。这是一种历史性和发展性的现象，虽然并非公共财政的常态，但在特定的转轨时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公共财政不仅有配置资源、调节市场的职能，还有稳定社会的职能。 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文化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表现出了巨大的体制性惰性，与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繁荣构成了深层的冲突。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说明了政府改革文化事业体制的决心，但是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改革的阻力和难度。改革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对于社会稳定具有相当的影响。而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稳定有序的社会文化环境，公共财政对于改革成本的承担意义重大。从公共经济学的意义上来看，社会稳定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品，需要公共财政予以提供；从中国文化事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公共财政的有效介入和对于改革成本的负担，可以为文化事业体制的改革保驾护航，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并最终实现文化事业发展的良性转轨。 公共财政在我国的建设起步不久，任重道远，对于它的认识和探讨还需要一个过程。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也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关涉到、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稳定与发展，公共财政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和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经验，吸取其教训，是发展我国公共财政与文化事业的基本路径。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与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