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积极财政政策的体制风险(4)
2017-09-02 03:49
导读：三、几点理论见解 其一，一般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启用以政府规模和作用的扩张为主要手段，总有可能对市场活动范围和规模产生排挤效应以及对
三、几点理论见解 其一，一般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启用以政府规模和作用的扩张为主要手段，总有可能对市场活动范围和规模产生排挤效应以及对市场活动的规则产生伤害，总是存在着一定的体制风险，这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和正在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在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经济的观念和传统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和沉淀已经根深蒂固，社会往往存在一种自发的力量形成对政府和财政扩张的牵制（如西方国家存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及其与政府干预主义的不懈的斗争），这有助于减轻财政扩张政策的体制风险，使政府在偏离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不至于走得过远，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作为转型国家，受计划经济惯性的和没有市场经济的思维沉淀，在政府政策手段选择上更容易偏离市场经济，不仅存在比其他国家更大的体制风险，也更容易忽视这种体制风险。 其二，建立在公共财政基点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一定是最能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特别是对于中国目前的转轨经济。这意味着财政政策要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有可能偏离公共财政的基点，需要付出体制代价。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不仅仅是经济总量上的问题（总需求不足），更主要的是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供给结构不协调）。没有不合理的需求，只有不合理的供给。需求的不足实际上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脱节引致的。因此，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促进经济增长，还需要在调整供给结构上做文章。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结构的协调主要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来直接实现的，政府一般不介入结构调节过程，从而公共财政的调控职能主要在于协调经济总量；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调节方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协调。政府和市场在经济调节方面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分工，前提条件是市场机制的健全和有效运作。显然，中国转轨经济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使其难以独立承担结构调整的任务，政府只能延续计划经济的做法，继续承担结构调节的使命。如前所述的财政贴息政策，实际上就具有调节供给结构的性质。而且，在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在这一领域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其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运用财政扩张政策过程中，政府需要审慎处理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关系，其中，关键是要权衡经济增长的社会贡献和体制风险（代价）以及经济增长对财政政策的依赖程度。上述分析已经表明，在转轨经济中，为促进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政策偏离公共化的轨道和经济市场化的轨道有时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基于增长与改革的矛盾关系，政府实际上有时会被推上一个两难的境地：是保改革，还是保增长？或者，是改革优先还是增长优先？我们认为，在处理这个问题从而决定财政扩张政策的取舍时，一味地强调经济增长或一味地强调改革可能都是不可取的，而应因时而异，即确定哪一个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当前来讲，没有经济增长，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都难以解决，并会危及社会的稳定。而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可以解决、至少可以缓解很多社会矛盾。经济增长的巨大社会贡献决定了其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政府启用一些体制风险较小的经济增长手段（如货币手段）又不见效。这又表明，目前的经济增长对财政扩张政策已经存在很高的依赖度。在这种情况下，付出一定的体制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也是值得的。在我们看来，体制风险并不等于体制危机，也就是说，采取某些非市场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对市场体制的否定，更不意味回归计划经济体制，只是改革的进程暂缓而已。但这样做，是对经济增长的社会贡献及其体制风险权衡的结果，而不可以理解为可以忽视这种体制风险，更不意味着为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可以随意付出体制代价。没有一个健全的体制基础，这种经济高增长是注定不能持久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因时而异和对体制风险的客观评价，特别是一个度的把握。 其四，能有效带动民间经济的财政扩张政策是最具经济增长效力的政策，也是体制风险最小的政策。因此，应把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存在较大的体制风险，与财政政策运用过程中民间经济未能如期跟进有关。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初期，有关部门曾声称增发的国债资金“一分钱也不用于加工项目”，因为加工项目属于私人物品的生产活动，属于市场调节的范围。政府原本希望通过政府投资的扩张效应带动民间投资，以此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增长。但实际情况是，政府的国债投资政策在1998年第四季度使经济出现好转迹象后，1999年一季度开始出现效力递减从而导致经济增速回落，GDP增幅由1998四季度的9.6%下降到1999年一季度的8.3%、第二季度的7.1%和第三季度的7%.政府不得已于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将其中的153亿元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改贴息，迄今为止，积极财政政策已运行四年有余，民间投资和消费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状态，经济的增长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政府的“独木撑天”和财政的“孤军奋战”。政府的扩张政策如果不能唤起民间经济的响应，则必然会导致财政扩张政策的长期化和范围的扩大化，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各种负面影响，包括体制风险的加深和积累。无疑，民间投资不响应，有民间经济自身内在的原因，同时也不可否认与政策的操作不当有关。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讨论。总之，如何把财政政策建立在拉动民间经济的基点上，我们还需要积累经验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技术。这是提高政策的调控效果和防范体制风险的共同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