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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进程与公共财政的范围

2017-09-11 04:16 一、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后，我国关于公共财政改革的和讨论逐渐兴起。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制度配合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总体认识日渐清晰的同时，我们对公共财政具体和活动范围的理解却比较混乱。　　本文的研究基于如下判定：公共财政的出现旨在纠正市场失灵。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公共化决定了财政的公共取向，这是公共财政产生的制度性根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政府的动态关系决定着公共财政的范围。因此，一种经济运行只要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其财政模式就必然应该是公共性质的或趋向于公共化的。本文的研究将着眼于数据和经验的（注：由于时间跨度和各国的差异，统计数据的口径会有一定出入；另外转轨国家数据的准确性也存在一定的质疑。但不会对本文的观点产生。作者在采集资料过程中尽可能做到统一和标准。），有些材料可能是读者熟知的，但希望通过本文结构的安排和选取资料的特殊角度，能有助于论题的阐述。　　二、市场经济中的公共财政　　Ⅰ：纵向演进的线索　　就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而言，公共财政范围的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我们以欧美的财政和美国的财政实践为主来进行考察：　　1.自由竞争时期的全面排斥阶段。这一阶段的市场被认为从三个方面实现着自我调制节：（1）供给为自己创造需求，市场经济不会发生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2）市场经济有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倾向；（3）利息率能调节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政府不应干预生产资源的配置。在这样一个无阻力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严重和长期的危机和萧条状况被认为不可能出现，市场机制总会通过供求调节而自行得到恢复。在这种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受到否定和排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对立起来，政府经济活动范围局限于很小的领域。“廉价政府”决定了财政对资源的配置权也是弱小的、无足轻重的，公共收支规模较小、活动范围狭窄（注：公共财政的形成是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夺取公共收支的最后控制权是其形成的根本标志。1787年英国国会通过“统一基金法案”，标志着国家预算制度的确立。在美国由于整个世纪政府所需资金有限，加上关税收入充足，不太需要通过支出来制衡收入，其预算和法令以及预算署到1921年才确立。也就是说在联邦政府成立（1789年）后的132年中并没有规范的国家预算制度。）。“市场失灵”的范围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的，主要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公共工程与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从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低于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0年前，联邦政府支出仍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注：大卫·N·海曼：《公共财政：现代理论在政策中的（第六版）》，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在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的确基本能够靠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行。　　2.1929年大萧条后的全面干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制度演进产生的内在矛盾也在日渐累积和深化。到1929年危机和大萧条爆发时，其严重程度已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存，人们发现“一旦抛弃了完全竞争，那个推断自由放任的作用很可能导致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不复存在”（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定义为一种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期非均衡状态。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市场机制得以重新恢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核心在于消费倾向，其政策传导过程表现为财政政策手段→收入分配变化→社会总需求改变→财政政策目标实现。这一阶段“市场失灵”的范围是凯恩斯主义的，除了传统范围的“市场失灵”，更主要是指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对称等。这些缺陷的弥补客观上需要政府介入，在微观领域以效率准则为主导，关注公共产品提供的效率和决策的效率；在宏观领域以公平准则为主导，关注收入再分配和宏观调控问题，通过政策调控稳定经济运行。公共财政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三大职能，即有效配置资源、公平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注：Musgrave，R.A.，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A Study in Pulic Economy.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59.）。财政活动的范围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而迅速扩大。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从1960年占GDP的28%迅速上升到1994年的50%（注：IMF工作人员：《世界经济展望：1996年5月》，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的政府支出比重虽然一直偏低，但仍然从1929年的10%左右跃升到30%左右。　　随着对“市场失灵”认识的深化，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确立，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动形成了一体化和相互替代的关系，公共支出广泛进入新的“市场失灵”的领域，传统的支出结构随之发生调整。从美国联邦支出的变动情况来看，1945-1975年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的比重从89.49%下降到26.03%；而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健康、医疗、收入保障、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付，其中收入保障从1.23%上升到15.09%，社会保障从0.29%上升到19.46%，整个转性支付的比重从1.75%上升到42.21%.可见联邦支出应对“市场失灵”的领域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的还有联邦净利息支出的大幅增长，其比重上升了一倍：　　财政支出结构的以上变动，尤其是转移性支付在公共总支出中地位的上升，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工具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直接表现，也是政府直接实施其公平社会收入政策的表现。在收入方面，税制结构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美国这一时期以所得税和薪给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取代了早期以关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配合了这一时期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实现政策目标的需要。　　3.“滞胀”之后的适度调整。凯恩斯之后，新古典综合派的“混合经济”思想居于主流，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促成了二战后20多年的繁荣。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心理因素的调节解决流通环节的疏导和价值实现问题，而并不解决生产环节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矛盾，只能缓解问题、暂时解决问题或使问题以被扭曲的方式出现，而不能真正消除市场实现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并且政府作用的滥用也带来了“政府失效”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就是一个例证。随着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所暴露的失灵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向新古典主义复归，西方社会出现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后私有化已突破了原先被认为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电信行业等。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有所回落，尤其是在欧洲，美国政府支出的比重也停止了继续攀升的势头，趋于平稳。支出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美国联邦支出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防支出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6.46%；转移性支付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已达到56.73%，但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支出比重已逐渐趋于稳定，有关社会保障、医疗等福利性支出比重继续上升；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净利息支出的比重已上升到12.46%.财政活动范围的逐步趋于稳定，公共支出的效率、公共产品的私人供应受到重视（注：科斯理论的贡献正是对公共产品一定要由政府提供提出了质疑，推动了公共产品私人供应问题的研究。）（如福利制度从公共生产转向私人生产），资源的公共使用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和调整。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线索表明，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其配置资源高效率的一面不断提高，其配置失灵和无效的一面也不断显现。这种失灵由传统的公共性产品的提供扩大到市场运行的机制性、功能性障碍，突出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内在矛盾的调和需要政府的介入，调控成为一项重要的职能，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和作用的增强使财政逐渐走向公共经济化。但是这种调和是动态的，市场的高级化本身会消化一部分失灵（注：一些交易费用学派的学者认为，市场失效与市场发展的层次有关。市场失效只是说明了某种最简单的契约形式，在节省交易费用和保证有效的激励方面的失败，并不是广义的市场（包括制度等复杂的契约关系）的失败。正像货币和银行制度没有发明出来时，人们发现很多经济活动将不能通过物物交换的低级市场进行，人们可以说那是市场失效。实际上，正是低级市场的失效产生了对高级市场形式和制度创新的需要。（参见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第16-17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使市场重新替代政府，同时政府的介入本身也有失灵的一面。二者的关系处于动态中，公共财政的范围也必然处于实践演进中，呈现出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产品的生产、收入分配的公平，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等特征。可以说西方财政制度的演变史，是公共财政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公共财政始终以弥补市场失效为职能界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