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的公共危机与政府管理(4)
2017-09-11 05:28
导读：三、转轨时期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一）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品，政府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 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公共品的特点。一方面
三、转轨时期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一）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品，政府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 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公共品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公共风险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其责任边界不清晰，市场机制难以承担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使命，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很难有积极性去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当公共风险超过其临界点变成现实时，公共危机爆发，公共危机的快速蔓延和危机的严重破坏性，决定了市场机制不可能在干预和消除危机的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也决定了民间部门不可能在干预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承担主要责任。换言之，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带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在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以及干预公共危机方面，政府责无旁贷，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不论出现何种性质的公共危机，都会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触发长期形成的社会痼疾，形成危机的叠加效应，导致更大范围、更加复杂的公共危机，引发巨额的突发性支出。个人、家庭、企业等民间部门没有能力承担。因而，社会公共危机是个人、家庭、市场机制本身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着力动员社会资源和公共力量加以解决。因而政府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参与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管理并不是新事物，几乎所有国家都会遇到大型事故（如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灾害（如地震、干旱、洪水）以及流行病等突发事件引起的公共危机管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由于政府具有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所不具有的优势、权威和强制力，所以政府必须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由于公共危机的爆发时间短，传播速度快，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非常大，需要政府做出快速反应，积极予以干预。
（二）转轨时期政府应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由于市场机制存在失灵和失效的领域，为克服市场机制的盲目性，缓解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需要政府发挥适度的宏观调控作用。由于转轨时期市场体系不发达，市场机制不健全，调节经济的功能不完善，政府必须履行一些原本应该由市场完成的资源配置任务和宏观调控职能。作为发展家的政府，还必须加强其在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投入，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现代社会的实践，证实了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在不断扩大，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使全球公共危机蔓延到“转轨国家”。处在转轨时期的国家发生公共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因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快速转型的现代社会，公共危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 首先，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公共风险增加，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提高。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社会经济中市场的比重逐步增加。而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发展方式，使分工和技术所引致的经济运行内部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由此导致的公共风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高度货币化和信用化带来了经济的金融化。渐趋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了要素的流动与重组，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和有效性。但资本自身一旦成为商品，成为交易的对象，将极易促使整个经济泡沫化和金融危机的形成（刘尚希等，2003）。 其次，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使社会分工细化，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扩大。社会分工带来效率，机、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成为可能，也推动了社会分工的技术化、生产的全球化和贸易的化和全球化，由此导致经济和社会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公共风险扩大，公共危机发生的概率增加。 再次，处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转轨国家会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危机的侵袭。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身处其中的转轨国家几乎不可能将本国维持在相对孤立和封闭的形态，因而其面临的公共风险与公共危机也不可能具有传染性相对较弱、时间上较慢、空间上较小和爆发频率低的特征。转轨国家不得不面临时空范围广、传递速度快、爆发频率高的前所未有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 最后，由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灾害危机和生态危机将呈上升趋势。城市市政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城市扩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缺水、缺电危机将更频繁地发生。由于跨国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活动日益增多，恐怖主义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由恐怖主义活动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造成的破坏性和杀伤性日益增大。 由于受经济实力的制约，在危机发生时调集资源的能力和应对危机的机制不健全，资源的有限性和对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更突出。因此，转轨国家的政府必须对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予以密切关注，并在防范公共风险和管理公共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处在转轨时期的我国政府而言，高度重视公共危机管理、建立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和干预公共危机就显得尤为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