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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2017-09-16 06:18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不应当是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或减税　　在当前国情下，我们应当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在哪里，却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在这个问题上，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仍然是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的投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应当是减税，即减轻税负。笔者对这两种观点都不赞成。　　第一种观点笔者不赞成。一是因为财政投资原本缺乏产权约束，效率内在地相对低下；二是因为继续集中地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按照，其投资边际收益将会愈来愈大地递减，况且基础设施投资的传导链条短，对各产业的拉动作用小，这意味着财政风险将愈益加大；三是笔者认为，如果今后财政政策仍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为着力点，则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引发财政危机。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近几年的内需不足，说到底是消费需求不足，而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这种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收入分配不公。消费需求不足使得继续扩大财政投资支出对解决内需不足问题效率甚低。　　我国当前的消费需求显著不足。这鲜明地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下降。据测算，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84一路下降，到1998年已下降到0.40；二是表现在当前我国的消费率即平均消费倾向偏低。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0%-80%之间。而我国整个90年代的消费率则一直在60％上下波动，而且呈下降趋势。消费需求显著不足，使得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扩大内需。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低下且继续下降，则意味投资乘数（政府支出乘数）显著低下且继续下降，因此这便会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消费率偏低则意味着投资率偏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内需占全部需求90％以上的大国，也就意味着我国的总需求过多依赖投资需求来实现。然而我们知道，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没有必要比例的消费需求的支撑，则投资需求作为中间需求，其形成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供给能力过剩，民！司投资便会自发地萎缩，扩大内需的财政投资只能“孤军深入”。这样，消费不畅，以及由此产生的民间投资不振，便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启动内需。这几年民间投资增长率不高，直接原因，就是我国近几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1998年至2000年，我国政府持续实行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3年里，分别拉动GDP增长1.5、2.0和1.7个百分点，对这三年里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功不可没。但由于一方面消费需求低下，投资乘数不高，另一方面国家财政风险虽尚未超过警戒线，却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便使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难以为继。有人认为，加大政府投资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增加则消费也会增加，消费增加则民间投资也会增加，这样政府投资便可以拉动民间投资，到那时，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便达到了拉动内需的目的，可以“功成身退”。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源于我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分配不公。只要分配不公问题不解决，则边际和平均消费倾向必然持续低下，政府投资难以有效地提高GDP和国民收入，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消费的增加额又仍然低厂，民间投资也就不可能拉动起来。2001年上半年，中央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1－6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5.1％，其有及其它经济类型同比增长17.9％。然而，民间投资仍然不畅，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投资平均同比仅增长7.5％，便是明证。　　我国当前消费需求不足，根本原因是出现了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状况的最常用指标。国内外理论界一般公认，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基本合理，0.4以上则达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而0.5以上则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悬殊。测量基尼系数有不同的，一是按家庭总收入，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为单位计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个人为单位加权平均计算。其中，第一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略小于第二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后者又略小于第三种方法测出的基尼系数，但三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别并不大。　　近几年来，中外许多学者以不同的样本和不同的方法测算了我国的基尼系数，绝大多数测算结果表明，我国自90年代末期以来，基尼系数明显超过0.4，有些测算结果，基尼系数达0.45以上，显然超出了通常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世界银行在1997年公布了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报告中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太快，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可见，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充分表明，我国当前贫富差距过大，出现了较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这还没有考虑到我国高收入者大量存在的工资外收入、非法收入等隐性收入太基尼系数过大，国内学者们更多看到的是它公平，是它将引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的群体的不公平感，从而造成社会不稳定。然而实际上我们应当看到，基尼系数过大的弊端，不仅在于影响公平，而且在于影响效率，即宏观经济效率；甚至可能首先在于影响效率。进一步说，一种收入分配状况是否公平，应主要以其是否有宏观经济效率来判断。对应宏观经济效率高的基尼系数区间就是公平合理的区间，对应宏观经济效率出现明显下降的基尼系数值就是警戒线值。就公平谈公平，不仅难以得出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及收入差距过大的警戒线，而且还可能得出平均主义分配最公平合理的荒谬结论。这里，宏观经济效率高显然意味着国民经济基本对应着充分就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按照这一认识，基尼系数到达某一上限后之所以可以认为其不公平、不合理，就是因为它明显偏离了对应着充分就业的总供求的平衡，具体说，就是因为它造成了全社会消费需求不足，从而使全社会总需求不足或供过于求，大量社会产品价值不能实现。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这一警戒线，出现了较明显的分配不公，是因为过高的基尼系数导致了当前消费需求明显的不足，从而导致全社会需求不足。深入的理性思考还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经济水平越低，则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水平应当越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则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水平可以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则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越单调、低级，此时老基尼系数过大，则高收入者虽有购买力，但现有商品需求已得到满足，又缺乏新的消费热点；低收入者缺乏购买力，对现有各种商品有较强烈需要却缺乏消费能力。可想而知，其结果，便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大量地供过于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多元化、高级化、个性化，基尼系数合理区间的水平就可以逐渐提高一些，因为此时尽管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但一方面高收入者可以不断追逐新的、有时其价位比传统商品高出一个甚至数个数量级的消费热点，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由于绝对收入也较为可观（加之有社会保障支撑），对社会现已生产出来的大量各类商品具有较大需求，这样，全社会商品供求仍可以保持平衡。美国被公认为二战后收入分配差距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二战后直到8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现在高得多，可其基尼系数也仅在0.35－0.38之间，只是到了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的90年代后，基尼系数才越过了0.4，超出了通常公认的警戒线。就此而言，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反映出的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相当严重。如果再考虑到我国经济转轨的现阶段存在的医疗、住房、、养老等体制改革等这些将使我国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将来支出预期，以及将来收支差额预期会进一步加大，从而进一步缩减即期消费的制度变量因素，则我国现实的0.4以上的基尼系数的水平更是远远高于合理的水平。我国目前人均国民收入仅800美元，就连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上海市，其城镇居民1999年的收入水平，也仅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1／4的水平，按照国际经验，这时本不应出现带全局性的总需求不足，我国却出现了，这是极不正常的。商品供过于求，当然有各省市重复建设，却在现有体制下不能实现企业优胜劣汰等原因，但不可否认，收入分配不合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多数居民对许多日用或耐用消费品有需要却无需求是一个重要原因。　　找国当前出现了明显的分配不公，还可以从“五分法”清楚地看出。“五分法”是将居民按收入高低依次分为五个等级，通过比较五个等级各占收入的百分比来判断一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平等状况。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三月统计，我国以“五分法”计算的收入分配不公，超过了化国家一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纪录；我国学者近年的研究结果也表明：1999年，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相对过大，合计占到总人数的64.15％。这种金字塔形的收入分配状况，显然使全国大多数居民缺乏充足的货币支付能力，严重制约了市场消费需求。可见“五分法”显示，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状况已经严重不合理，使得社会需求不足，需求结构较明显地不适应生产结构，使得社会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价值得不到实现，使得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我国当前分配不公的严重性，还可以从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看出。对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1998－2000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分配差距分别达到2.52倍、2.66倍和2.80涪，远高于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时城乡人均收入分配差距约1.70倍的国际一般差距状况。　　我国当前出现了明显的分配不公，还可从不同阶层的居民拥有的资产存量状况得到佐证。据1997年国家统计局、劳动部、总工会等6个部门对职工生活状况的联合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14978户居民中，最富裕的10％的居民拥有60％的金融资产，最贫穷的43％的居民仅拥有3％的金融资产，最富裕家庭户均金融资产是最贫穷家庭的359倍。存量是流量的积累，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存量差距如此悬殊，超过了当今许多发达国家，足见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总之，由于我国近几年的内需不足，实际上是根源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因此，继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宜以扩大财政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为主要着力点。　　第二种观点笔者也不赞成。表面上看，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放在减少企业税收上面，既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刺激当前内需，又可避免高额财政赤字和财政风险，一举两得。但实际上，以减税作为主要着力点比之以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作为主要着力点，并无优越性。第一，减税后若政府财政支出不削减，则政府财政赤字更大，政府势必不得不发行更多国债，这样财政风险将比不减税时更大。第二，若在减税的同时，国家有能力削减一些经常性财政支出，则可以降低国家债务压力和财政风险，但在我国现有行政体制下要想使国家经常性财政开支削减几百亿乃至上千亿水平无异于天方夜潭。第三，若在减税的同时，减少一些财政基础设施投资，这确实可以减少国家债务压力，但是否能达到既刺激内需，又降低财政风险这“一箭双雕”的目的呢？恐怕要大打问号。　　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减税很难达到刺激内需的目的。减税刺激内需的途径是：减税后，企业负担下降了，税后利润上升了，则企业投资的预期收益会上升，这样企业便会加大投资，进而通过投资乘数的放大，导致内需较大幅度的上升。但在我国当前有效需求明显不足的特殊形势下，减税后，企业负担虽下降，却由于分配不公导致的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缺乏活力，以及企业的创新、产品创新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便使得生产消费资料的企业直接、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间接地对销售收入预期，从而对利润预期并不看好，这样企业并不会有多大的扩大投资意愿，而内需也就很难拉动起来。国内有些学者津津乐道于美国80年代里根减税政策的的实施，导致如年代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财政状况的极大改善的故事，并以此证明我国目前减税是最好的政策。其实，美国当时的情况与我国现在的情况具有很大差别。美国当时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滞胀，在这种情况下，减税不仅有利于提高有效需求，解决“滞”的问题，而且有利于降低物价，解决“胀”的问题，而我国现在还不能说真正走出前几年出现的通货紧缩的阴影。不但不需要物价下降，相反还需要达到并保持几个百分点的通胀率，以便使实际利率下降，促进企业投资。况且，美国整个90年代经济的强劲增长，并不能仅仅归功于80年代的减税，灵活调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因素同样功不可没，特别是90年代以来，美国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结出的硕果发挥了极大作用。　　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减税也很难达到降低财政风险的目的。道理很简单，若在减税的同时，对等地减少一些财政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则一方面财政投资下降；另一方面如前面分析企业投资很可能并不会有明显上升，这样总需求就会恶性循环地萎缩下去，如此年复一年积累，反会导致财政收入下降，而且那时可能财政投资、扩大内需的压力会更大，会造成以后若干年更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这样一来，财政风险不但不会下降，反而还会上升。　　总之，基于我国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导源于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的消费需求不足，笔者对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的两种观点都不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