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5)
2013-07-17 01:02
导读：家租金。显然，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有成分的委托—代理模式，仍然是国家权力对阶层分化持续产生影响的制度基础。 既具有性又具有契约性质的委托—代
家租金。显然，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有成分的委托—代理模式，仍然是国家权力对阶层分化持续产生影响的制度基础。
既具有性又具有契约性质的委托—代理关系，也是国家公共权力衍生成权力精英的寻租能力的一个制度基础。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不同于私有制情形下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在私有制情形下，产权的所有者是人格化的，是自然人；而公有产权的所有者却难以人格化，充其量只能使公有产权的代表人格化。在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具体企业者这个多级委托—代理的等级体系里，除了最终委托人的全体人民和最终代理人的具体经营经理外，每一中间成员都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对上级来说他是代理人，对下级来说他又是委托人（张维迎，1995）。在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各级官员，包括由这些官员任命的国有资产代表和经营人员，虽然是实际的公有产权的控制者，却不是公有财产的所有者，全体人民才是真正的所有者。
于是，在每一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中，都存在着“所有者缺位”的情形；而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形下，委托人并不会像私有产权的所有者那样积极监督代理人，因为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官员本身，并不能从监督中直接获得利益，他们缺乏对代理人的监督激励；同时，由于终极所有者缺位，谁来约束事实上的委托人即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也成了一个问题（张维迎，1995，1999；林毅夫，2000）。
这样一来，尽管各级行政官员作为委托人享有选择和监督代理人的权力，但由于终极所有权并不归这些代理人所有，他们并不能从监督当前中国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中直接获得与其监督权对称的利益；于是，他们在选择代理人和对代理人监督时，便因缺乏激励和监督而不负责任和漫不经心。在选择代理人的过程中，他们会将国有资产委托给那些愿意送租金给自己或自己所在小集体的人；而在监督代理人的过程中，他们也因缺乏激励而与代理人合谋，就地分赃原本该进入国库或地方收入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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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传统模式下也存在着委托人缺位的情形，但当时国家采取的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管理制度，有效防止了租金的耗散；而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放权让利”的改革之后所形成的新的制度安排下，各级地方政府获得了对辖区内国有资产的实际所有权、资源配置权和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尤其是在国家与地方“分灶吃饭”和实行地方政府“财政大包干”，甚至允许地方政府有“预算外收入”的财政制度下，原本由中央政府垄断占有和再分配的“国家租金”被“耗散”了。放权后的“委托—代理”关系赋予了地方政府强大的租金权力，无论在哪个委托—代理层级上，不同等级的地方政府都成了辖区内公有经济的剩余索取者和控制者。这些耗散到地方政府手中的国家租金权力，在缺乏监督的情形下，越是远离中央的控制和监督，便越是容易衍生成掌权者的寻租能力。
（二）嵌入在权威结构之中的与权力衍生
作为理想型的市场，其核心是以自由交易为基础的价格机制，是一种以完整的私有产权为基础且不受政府等任何外在权力干预的自由交易。然而，这样的市场却有赖于一系列先决的制度条件，正如韦伯在描绘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时所揭示的那样：（1）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并能够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这些资产进行任意的支配；（2）市场自由，即在市场上对贸易没有任何非理性的限制，各种不按市场规则行事的特权都被赶出了市场体系；（3）理性的技术得到了应用，尤其是在生产和商业活动中，以各种计算手段作为制度的基础；（4）可靠的形式为经济生活的可测算性提供了保证，使人们对经济行为有可能作出可靠的判断，进行合理的决策和经营管理，从而保证预期利润的实现；（5）自由的劳动，劳动力属于劳动者，并可以自由买卖。只有在劳动力成为可以自由讨价还价的商品的条件下，资本家才有可能预算，理性的资本核算才有可能实现；（6）普遍使用商业化的手段表明企业和财产的所有权（Weber ，1978：234-235）。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韦伯的自由市场的理想型是同新古典的市场概念相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韦伯看到了自由的财产、自由的劳动力、自由的贸易，又是以一系列理性的制度安排为前提的，这包括理性的法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宗教等等。在这样的制度安排里，任何个人、企业乃至国家，都可以自由地利用市场机遇，但却不得以权力或其他非市场化的手段获取或占有他人的财产。
中国的市场化始终是在国家公共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中国的渐进改革与苏联和东欧的激进变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始终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渐进式地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世界，1996）。这样的改革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信念下进行的，它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孙立平，2002）。因而，在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里，政府并不外在于市场，它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Walder，1995）。
当前中国的市场是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其制度基础远远偏离了韦伯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些理想的制度前提。在这样的市场经济里，虽然市场能力在一定限度内对生活机遇的分配起着作用，但它充其量也只是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之一。
这样一种嵌入在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使国家公共权力在管理非国有经济中衍生成了寻租能力。首先，从体制外非国有经济的“增量”过程来看，个体、私营、集体以及“三资”经济的市场准入规则是由行政权力决定的。这就给地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上留下了很大的寻租空间。其次，各级行政和执法机关，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相应部门，都可以根据国家的某些政策规定自行管理私营经济。在缺乏法制和民主监督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关人员的权力衍生成了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再次，民营经济在银行贷款、土地征用、和劳动力使用上，也在
上受到不同于国有企业的不平等待遇，成为非国有企业市场进入的壁垒（董辅，1999；吴敬琏，2003）。对民营企业来说，向掌权者交纳一些租金则是打破这些壁垒的重要手段。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这样一种嵌入在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也为国家公共权力在国有企业市场化过程中衍生成了寻租能力提供了条件。首先，嵌入在行政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限制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而不完整的企业产权导致了大量租金的存在（Barzel，1989）。这些租金是有关权力精英以权谋私的源泉。第二，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受限，还导致企业缺乏产品定价自主权；因而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全以市场制度为基础，而是受到了行政权力的干预（董辅，1999）。
扭曲的价格为有关权力精英利用差价寻租创造了机会。在“双轨制”期间，利用价格双轨制寻租的现象十分普遍（林毅夫等，2002）。第三，嵌入在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限制了企业家市场的存在，不是市场而是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经营者的资本的定价。
第四，在官本位的权威结构限制下，资本、土地等要素难以按照市场机制自由流动，条块分割的主管部门、政府及其干部则从对这些要素流动的行政限制中获得丰厚的租金。第五，党政权力凭借对部分行业的垄断形成市场壁垒，为这些行业的管理者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
六、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与城市阶层分析框架
以上分析表明，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下，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是多元的，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①「对这组关于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的命题，笔者曾作过具体论述和操作化测量，参见刘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