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6)
2013-07-17 01:02
导读：（2004，2005）。」 国家权力作为再分配权力对生活机遇发生影响的制度基础并没有消失，依然是阶层分化的一个动力基础；享有再分配权的人更有可能在生
（2004，2005）。」
国家权力作为再分配权力对生活机遇发生影响的制度基础并没有消失，依然是阶层分化的一个动力基础；享有再分配权的人更有可能在生活机遇上处于优势地位。在“分权让利”的改革和化的过程中，国家公共权力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在当前中国里，这样的寻租能力已经成为决定人们生活机遇差异的重要因素，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的一个新维度；拥有较多寻租权力的人，在生活机遇上越有可能处于优势地位。
随着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能力在当前中国“市场”情形下也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机遇，同样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的一个维度；市场能力越强的人，越有可能在生活机遇上处于优势地位。（刘欣，2005）
以上述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为依据，笔者勾画了一个用以分析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框架。它不但反映了人们所分享的国家公共权力（再分配权力与寻租能力）的差异，也体现了人们的市场能力的区别。图1是对这一分析框架的简要概括（见图1）。
笔者以阶层享有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的差异，排列成了一个由高到低的分层框架，并对阶层特征作简要描述。
1.有技术的权力精英，包括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的拥有专业技术职称并担任领导或职务的干部。这类人同无技术的权力精英的不同之处，是他们除了党政领导职务外，还评定了专业技术职称。因而，他们除拥有再分配权力和寻租机会外，还拥有较高技术资本。
2.无技术的权力精英，包括党政机构、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以及国有企业单位专司党务的党务工作者。这些人享有干部身份，担任一定的领导或管理职务，但都没有专业技术职称。这些人比非权力精英有更大的可能性拥有再分配权力和有着更多的寻租机会，但比有技术的权力精英的技术资本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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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他们享有对国有资产的直接使用权和相应的剩余控制权。其权力一方面体现着企业家能力或企业家的市场能力，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寻租能力。他们凭借自己所控制的国有资产和就业机会等，有着比职员办事人员和工人更多的寻租机会。
4.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他们是私有经济产权的所有者和控制者，他们的资本特权体现为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资本利润的市场能力；但他们并不享有国家公共权力，因而也没有再分配权力，也很少有寻租机会。
5.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既不享有再分配权力，也很少有凭借国家公共权力的寻租机会。他们有着更丰富的资本，表现为比低级专业技术人员、工人更强的市场能力。
6.低级专业技术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不同的是，他们的市场能力要弱一些。
7.职员办事人员，他们主要是公有部门的一般工作人员，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相比较，他们很少有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也很微弱；但比工人有可能通过接近权力精英而有更大的可能性接近再分配权力，也有可能获得有限的寻租机会。
8.自雇者，他们既没有再分配权力也没有寻租机会，所能凭借的是有限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即市场能力而在市场竞争中生存。
9.技术工人，他们既不享有国家公共权力，也没有经济资本特权，所能凭借的是自己的人力资本即市场能力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但是他们比非技术工人有着更多的人力资本。
10.非技术工人，他们与技术工人一样，所能凭借的是人力资本，但比技术工人的人力资本要少一些。
七、与讨论
本文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并尝试对中国当前市场经济以及过去计划经济的分层机制，作出新的解释。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笔者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于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在中国计划经济里，国家垄断生产资料，并以性的委托—代理方式经营，人力资本产权残缺。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人力资本只能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结合，经营剩余以国家租金的形式存在。
国家公共权力不但表现为索取剩余的租金权力，也表现为分配这些租金的再分配权力。再分配者在再分配过程中偏向自己和政治忠诚者而导致阶层分化。
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制度，以及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这样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公共权力持续地但只是部分地表现为再分配权力；国家公共权力衍生成了权力精英谋取私利的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对生活机遇的分配产生着影响。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
以这些动力基础为分类依据，笔者提出了一个用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整体轮廓的“新制度主义的阶层分析框架”。它由十个阶层构成，由高到低分别是：有技术的权力精英、无技术的权力精英、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经理、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低级专业技术人员、职员办事人员、自雇者、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这一框架背后的分类原则，涉及了国家政治权力、基于经济资产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的市场能力。
在上述理论建构中，笔者的基本策略是把吉拉斯关于社会主义权威结构的分析与新制度的产权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并采用了索伦森（Sorensen）基于产权交易的租金概念，以扩展泽兰尼的制度主义不平等理论。笔者分析指出了泽兰尼理论在解释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现象时的缺陷，更强调并重视分析再分配制度和市场制度背后的深层制度基础，以求对中国当前的社会情形更具适用性的新的理论建构。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在理论建构中，笔者还扩展了市场能力概念，把这一概念奠定在产权分析之上，不但使它获得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持，而且还使之适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公有资产产权分解使用的情形。
不少学者都探讨了制度因素对中国分层结构的影响（比如，Nee ，1989；Zhao &Zhou，2002；Walder，1992，1995；Bian &Logan ，1996；李强，1993，1997；李路路、王奋宇，1992；张宛丽，1996；等等），他们或者从资源配置制度（计划或市场）的作用，或者从单位、户籍、劳动人事等这样一些由国家基本制度派生的制度，来考虑经济或政治权力的作用。
所不同的是，笔者的制度分析，深究了这些派生制度的深层制度基础，并将其奠基于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政治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在笔者看来，计划经济的单位制不过是这种基本制度安排的逻辑结果，而户籍和劳动人事制度则可以看作是国家对人力资本产权的约束。
用一些基本制度安排将庞杂的次级制度合乎逻辑地串联起来，不但简约了阶层分化基础分析的维度，使得理论解释的线索更加清晰；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阶层分化的实质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尤其是对再分配者何以能够再分配、他们分配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总能停留在社会上层这样一些问题，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认识。但在本文中，限于篇幅，笔者对基础制度安排与各种派生制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展开讨论。而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梳理基础制度安排与次级制度之间的联系，进而弄清它们影响阶层分化的机制，却是十分重要的。
学术界关于中国市场转型与分层机制变化的研究文献十分丰富，但学者们对建立适用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整体的理论框架的尝试却不多见。虽然不少国外学者的研究都涉及了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问题，但他们大都是从阶层构型（formation ）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他们对阶层结构的划分，有的以新阶级理论为背景，着重区分的是权力精英、知识精英与非精英；有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