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的管理问题(11)
2014-03-13 01:09
导读：在管理人员的选拔使用上，长期以来的政治环境，使政治态度和政治忠诚成为评价管理人员的第一要素。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一旦有点知识就可能不是“
在管理人员的选拔使用上，长期以来的政治环境，使政治态度和政治忠诚成为评价管理人员的第一要素。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一旦有点知识就可能不是“自己人”，有点思想则更麻烦。尽管也曾强调过“又红又专”，要“专业化”，却往往把政治忠诚视为专业才能的内涵甚至以政治忠诚来取代专业才能。建国后的第一任中国博物馆书记张文教就是一个例子。据史树青先生回忆：“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五十年代就到了馆里。他曾在抗战时期率领八路军队伍保护过金代藏经，还牺牲了几名战士。他看不起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动不动就训人一顿，训得太严。而且张经常诈人，让人交待历史。他业务不能，过了许多年还不能。他曾跟我学铜器，学诗经，但都白讲。”“他填表时，‘专长’一项写了‘打倒帝王将相’和‘爱吃窝窝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左得厉害，把我们都看成敌人。他认为沈从文是混饭吃，责问沈买那么多瓷器干什么？是不是浪费国家钱财？而沈先生觉得中国瓷器工艺水平最高，有价值。”[11]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对政治忠诚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甚至牺牲了专业忠诚，使经理人才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
西方国家的高级管理人才占人口总数万分之七，中国占十万分之三，据“世界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院”对世界46个主要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评价，中国家的创新综合水平居第41位，能胜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开发市场素质能力居第46位，管理人员的国际经营经验居第40位。河北省对4304家企业调查的结果，够上优秀企业家的只有4.3%[12]。因此，在中国化大力气培育新一代的管理人才，完成“工头”、“发明家”以及“干部”向经理的转变，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新型“白领”阶层，是中国管理学得以的支撑。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3.转换管理模式和形成新型企业文化
国企改革中，产权的明晰只是走向权责一致的第一步，距管理的化甚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必要的背离。产权不存在问题的私营企业的“管理青春期”就是明证。且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版，1998年）中，对中国以科斯定理为依据引发的产权改革提出质疑，认为科斯忽视了经济学中的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并认为明晰的产权对于大型经济组织并不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成员都不是公司的所有者，故私有大公司和公有大公司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即委托—代理问题。中国国企和国外公司最大的区别是，发达国家的大公司面临的是竞争环境，而中国国企面临的是权力支配，即如何取得垄断地位。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是建立新型企业文化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鱼与熊掌是所有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难题。张宇燕举了一个打篮球的例子。三个中国人去打半场篮球，遇上四个美国人，美国人连话都不说就按罚球结果淘汰其中之一，完成四择三。如果是四个中国人，很可能以协商、争论等方式或者讨论后经大家同意用罚球方式四择三，但协商讨论本身要损失效率（时间）。也可能以谦让方式，但谦让除损失效率（时间）外，还可能在心理上播下日后不和的种子。最糟糕的可能是“二桃杀三士”。而美国人凭其对篮球规则的默契和习惯则可做到公平与效率兼顾。因此，如何形成公平与效率相得益彰的行为规范习惯至关重要[13]。
转换管理模式，建设新型企业文化，还必须弄清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责任问题和伦理问题。政府以GNP作为衡量自己领导化的标志，然而，中国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度提高，其代价是高昂的。有人不无讽刺地说：GNP是国民污染总值（Gross National Pollution），或者说是资源毁灭总值（Gross Nature perish）。就拿一次性筷子来说，森林覆盖率为69%的日本不生产，靠覆盖率只有13%的中国出口，而中国在1998年一次性筷子为450亿双，年耗木材166万立方米，出口日本、韩国的就150亿双。2000年的沙尘暴，总算使人有所警醒。建立市场体制，首要的尚不是企业的责任，而是政府的责任。当政府在“发展压倒一切”的主导思想下运作时，畸形的发展（如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发展），伦理失范的发展（如地方保护和制假泛滥的发展），就成为急于富起来的人们的文化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