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的管理问题(4)
2014-03-13 01:09
导读：在信仰问题上，中国人的信仰一直重视现实，缺乏彼岸世界的概念，缺乏终极追求。由于世俗化的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多有实用色彩。这种信仰的实用性，
在信仰问题上，中国人的信仰一直重视现实，缺乏彼岸世界的概念，缺乏终极追求。由于世俗化的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多有实用色彩。这种信仰的实用性，对管理层造成了巨大的文化，管理者的投机行为成功率远远大于诚信行为的成功率，李鬼逼走李逵的现象数不胜数，政界以权谋取胜，商界称“无商不奸”，管理缺乏建立信誉机制的文化土壤。
缺乏宗教传统造成的世俗化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6]，使中国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准则。文化心理的差距，对中国的管理有着巨大影响。就在马路边上可见的，如抢道，自己可以抢道而抱怨别人抢道堵塞了；夹塞儿（插队），只要自己占的小便宜哪怕造成大麻烦也在所不惜；看热闹（鲁迅早就批评过的看客），幸灾乐祸，品头论足，且永远正确；旁若无人的喧哗，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以及对各种不合理现象的麻木。在西方，对于提高效率有明显作用的大
办公室布局，在中国不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只会造成互相干扰。这些，都对管理化有着极大的副作用。
对于管理者来说，长期的官僚文化和专制文化熏陶，使欺骗、造假行为成为普遍存在。在专制官僚体制下，信息的垄断权决定着权力的大小。各层次的管理着，都要设法对信息“留一手”，以保持自己的主动。在权力责任的压力下，普遍存在着对上对下的双向隐瞒或者信息歪曲。形成了官场独有的官话、套话、空话和假话。所有人用常识就可判断的假话，如亩产万斤十万斤之类，可以成为流行全国的权威语言而无法纠正。说真话会被淘汰出局，而说假话则能青云直上。如广东惠州的蔡育民，1991年担任惠州纺织集团总经理，1993年靠买了数万份登有选票的报纸组织员工和学生加班填写，从而登上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榜首，并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1995年申报全国劳模，将产值8000万元写成12亿元，将不到80万元的利税写成7600万元，果然被评为全国劳模。惠州有关部门都知道这是假的，但为了抓典型，出政绩，以及不得罪某些上司，没有人揭穿这一骗局。这种独特的官场文化，构成了中国管理者的又一个文化背景。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对于管理者来说，空泛的集体主义抹杀了个人地位，使责任对象虚拟化。“革命”观念的渗透，使管理行为立足于“斗争”。缺乏真诚的信仰和世俗化利己主义，又使支配管理行为的价值准则发生严重倾斜。官场的形式主义和欺瞒造假，塑造着官僚式的行为习惯。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而且功能极为强大的文化场，几乎每个管理者都要受它的左右，使管理活动严重扭曲，也使对管理行为的评价产生重大偏差。善于欺骗被视为“能人”，精于权术被看作“水平”，能够逃避道德以至的约束就是高明，能够把下属治得服服帖帖就是权威。管理的科学化，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真正要实现则难乎其难。中国管在实践层面向科学化的和在层面向性的追求，受到这种文化背景的强大阻碍。
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文化的转型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断裂，旧制度的和谐遭到了破坏，新制度的和谐在短时期内难以完成，文化出现了新旧参差和左右扭曲，新的冲击旧的，旧的改造新的。这既给中国管理学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新的阻力。从转型时期的消极角度来看，转型所特有的道德崩溃和信用危机，铺天盖地的造假和善恶判断的颠倒，使管理者处于重重危险之中。在创建中国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中，无论是学术者还是实际操作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转型的道德真空中，不道德的行为比道德行为（不论是新道德还是旧道德）能获得更大利益，使创建中国管理学的学问家和管理者都置身于两难处境。
另外，尽管制度层次的变更已经开始，旧的文化观念开始遭到新东西的挑战，但由于改革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使部分文化积淀尚未受到冲击，甚至为了抗御西方思想的入侵，当局还会有意识地利用和倡导原有文化因素中某些表面上与现代化没有直接冲突的东西。例如，在建设精神文明的旗帜下泛起的精神决定论，大一统影响至今的求大思想，权力崇拜、等级观念和寻找“救世主”的心态等等，都对中国管理实践的科学化有着极大阻碍，也对中国管理学的理论研究产生着新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