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的管理问题(9)
2014-03-13 01:09
导读:不论大小事务,都要搞群众运动,这是革命时代的特色,在建设时代被承袭了下来。1958年的大跃进中掀起了新民歌运动,层层动员,下达任务指标,省几
不论大小事务,都要搞群众运动,这是革命时代的特色,在建设时代被承袭了下来。1958年的大跃进中掀起了新民歌运动,层层动员,下达任务指标,省几十万,县几万,公社几千,大队几百,小队几十,均有写新民歌的数字指标,做到“县县要有李有才,村村会出王老九”由此看来,“量化管理”并不是什么新招。至今在经济建设中,照样采用运动。1998年江苏某县招商引资,全年定引资五亿元,然后层层分解,正科级干部50万元,副科级20万元,教师也摊上每人5万元。运动式的行为模式处处可见,植树要靠运动,卫生要靠运动,安全生产也必须搞运动,甚至抓罪犯也要集中到“严打”时期声势浩大地搞运动。那种靠办一个什么“文化节”、举行一个什么“洽谈会”或“论坛”的建设方式,实际也是运动的变种。工作上的运动风,甚至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练气功、扭秧歌甚至吃某种药,都成了潮流式的自发运动。经过百年熏陶,运动情结已经深入到了国人的骨髓。
运动必然要靠“群众的巨大力量”,因此,那种并非参与式的而是政治动员式的“民主”成为中国式“民主”的基调。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民主”,为民粹主义的“工人治厂”,上升到“鞍钢宪法”式的经济民主,致使我们对民主管理产生了重大曲解。在中国管的学科建设中,清除这种政治动员式群众运动的影响,是一个严峻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的战争经验,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战争模式在和平建设中的套用,使我们的建设事业遭到重大挫折。“大跃进”实际上就是三大战役的和平翻版。大庆“会战”的成功,促使当局把军事模式推广到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这种军事化的遗风,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在组织与管理方面,能人都把商场当战场,把经营当军事。战役、会战、运动、整风接连不断。三株集团实行“集团军”管理,主张全民动员打“人民战争”。巨人公司的促销是“三大战役”。其口号是“巨人一声吼,地球抖三抖”。毕其功于一役,靠一次大行动“迅速完成由大型企业到巨型企业的转变”。军事化加运动化造就了管理中的口号情结。到处都是“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之类,“一个中心,两个转变,三个关键,四个重点”等等,充斥于耳。似乎如此轰轰烈烈,大造声势,管理就上去了。而“大干××天,工程提前完”之类的口号,“提前××天完成了什么什么”的报道,更是和科学管理不沾边。提前完成同原来决策时限的冲突反映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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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行为准则严重影响着当代的管理行为。由于中共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致使战争模式在建设事业中得到了最广泛的发挥。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为建国预备会议,明确提出了“人民解放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指导思想。此后,用打仗的思路进行建设,就成了极为普遍的现象。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建设思路,依然可以看到“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等等军事原则的具体运用。甚至在中央和地方的冲突中,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绿灯、黄灯、红灯”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敌进我退……”十六字诀的现代发挥。
战争是“兵不厌诈”的,所以,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交易信誉在中国微不足道,造假成为我国治不了的痼疾,数字出官已是众所周知,假文凭更是在北大门前公然叫卖。
另外,战争往往要靠理想目标的许诺激发战士的情绪。到和平建设时期,这种长远目标代替具体许诺的战争遗产得到了充分发挥。大跃进正是在“建成共产主义”的理想许诺下得以出台的。到改革以后,决策目标的空泛依然带有的痕迹。在决策中,过于空泛的目标等于目标的虚设,而我们这种缺乏操作性的目标许诺至今处处可见。
二、 走出中国管理的青春期
1.走向专业化和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