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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逻辑(3)

2014-08-29 01:13
　
　　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对公共活动领域内分配差距进行的一种矫正。如加拿大2004年各地区财政能力差异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在实施均等化之前分别为0.298和0.1，而在均等化实施之后则分别降为0.201和0.07，加拿大各地区财政能力指数最大值与最小值间的差距也从原先的102.1％缩小到均等化之后的64％。当然，假如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题目的话，那么均等化措施的实施在社会公平方面也可能起到逆向调节作用，反而拉大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差距，如丹麦2004年各地区财政能力指数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原先只有72％，但实施均等化之后却扩大到89％。
　　此外，均等化体制通过帮助贫困地区进步提供教育、医疗、健康服务和社会福利的能力，让贫困地区的社会成员也能够与富裕地区的社会成员一样享有同等的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为其创造同等的个人发展条件，从而降低机会不同等，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由市场机制运行所产生的不同等，这可以从尽大部分国家居民收进差异的基尼系数要大于居民消费差异的基尼系数上得到验证（参见表2）。居民收进差异主要是市场活动的结果，但居民消费则不单取决于居民收进的高低，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有赖于政府的活动。政府提供的公***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替换私人产品的作用，从而起到减少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所以各国居民消费上的差异一般都要小于居民收进上的差异。
　
　　（二）公共服务均等化经济维度的分析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本和商品极有可能由于地区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而非正常的活动，这是由于公共服务在现实中基本都构成社会成员生产生活的重要外部条件，假如缺乏这些外部条件或者外部条件不完备，那必然会影响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及其生产的回报率。此时，劳动力和资本在不同地区间的配置就不仅仅决定于其要素市场回报率的高低，同时也要受到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其结果可能是形成地区间资源的低效或无效配置。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行无疑会降低直至基本消除不同地区生产生活外部条件上的差异，从而也就为经济活动主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公共服务差异而影响市场机制在不同地区间资源配置的情况也就不会再发生了。固然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进步，但这只是一种可能，并不是必然出现的结果。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后就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尤其是在均等化力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就更有可能会对富裕地区的财政利益造成大的损害，严重挫伤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从而在整体上降低经济效率。
　　（三）公共服务均等化政治维度的分析
　　在实践中，公共服务均等化还经常被用来服务于政治目的，政治因素在其中或许与社会经济因素同样甚至更加重要。从历史源头上看，很多国家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都是在政治因素的推动下或主要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而付诸实施的。最早正式建立起财政均等化体制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不久，由于各州间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太大，又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法，使得西部相对贫困的几个州对联邦政府十分不满，以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脱离澳大利亚联邦的运动。正是为了解决这一棘手的题目，澳大利亚在1933年率先启动了财政均等化制度。除澳大利亚外，加拿大和德国等国也都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抑制***、维护或促进国家同一的一个重要手段。
　　从各国的情况看，联邦制国家的均等化财政制度大多比单一制国家要完善一些，而且在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之后联邦制国家的地区财政差距也普遍小于单一制国家^［5］。之所以会这样，除了自身国情不同外，更多的是政治压力的结果。由于联邦制国家的宪法规定成员国有退出联邦的权利，因而与单一制国家相比，地区差距对联邦制国家同一的威胁要更大一些。也正由于如此，所以主要的联邦制国家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实施的力度上均要高于主要的单一制国家，以缩小地区差距、维护国家的同一。但是假如为了降低地区差距而推行的均等化措施的实施力度较大，让富裕地区过多地为均等化作出贡献，就会严重损害其亲身利益，富裕地区也可能采取相应的对抗措施，甚至提出退出联邦，从而也会直接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乃至危及国家的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