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信息时代的美国公共治理——私营化与治理(2)
2014-09-20 01:39
导读：私营化改革能否把伦理道德减少到最低标准？假如它并非不正当，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可行？假如可行，会不会必然出现道德的低地？ 因此我们有必要看
私营化改革能否把伦理道德减少到最低标准？假如它并非不正当，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可行？假如可行，会不会必然出现道德的低地？
因此我们有必要看一看私营化与企业精神对治理伦理的可能影响。
***与公共利益
乔治·弗里德瑞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在其著作《公共行政之精神》（ Spiri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7:194）中斩钉截铁地断言，私营化运动不会有成功的远景，在贪欲、***刚刚得到遏制，政府行政能力受到人们倡扬之时，这一运动很可能又将退回到原来的状况。他提醒道，我们总是在"为贿赂与欺诈创造一个诱人的环境"。难道已没人记得美国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1969－1973）是为何辞职的吗？弗里德瑞克森的抨击坚定不移（1997:18）："越来越多持私营化观念的人被任命到政府职位上，从而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采取企业模式，我们又将面对可恶的***与种种不道德的行为。"
琳达·德莱恩（Linda deLeon）对私营化、企业化公共治理及道德的看法较为乐观。固然她承认，成功的私营企业家一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自负、自私、我行我素、旺盛的支配欲以及不择手段--假如在公共部分中得不到公道约束与督察，可能会危及公共领域的道德基础。不过她(1996:496)说："就其最佳状态而言，公共治理企业化是道德的。"自我服务、追求利润、精打细算的公共企业家们假如取得成功，一定能够把握机会，公道调配资源，开拓创新。当然两者相抵，道德环境不容乐观。尽管如此，德莱恩依旧相信，道德的企业化治理是有可能的，并且会得到公共组织的鼓励。
我们有什么证据能证实私营化、政府再造和企业化经营威胁到政府治理的伦理道德，甚至又使***与不道德行为沉渣出现？推导也许是困难的。科恩（Cohen）和埃米科（Eimicke）在调查了企业化公共治理的三个案例--加州橙县财政破产案（the Orange County financial bankruptcy case）、加州维萨利亚宾馆合作项目（the hotel partnership project in Visalia California）、印第安纳波利斯废水处理厂私营化项目（ the privatization of Indianapolis' wastewater treatement plants）--之后提供了某种证据(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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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橙县案的进展对伦理以及正当性题目提出了突如其来的挑战。该县财务主管罗伯特·西特罗恩（ Robert Citron）为获得巨额的财政增益，用当地的共享基金（pooled funds）进行投资，不想利率陡然上升。随之暴露的财政危机迫使这位财务主管弃职而往，给该县留下破产的残局。维萨利亚宾馆合作案无论成功抑或失败对道德题目的冲击更大。该市动用闲置的城市财产（city owned property）与瑞迪逊连锁宾馆团体（the Radisson hotel chain）合作建造并经营宾馆，使纳税人的钱承受很大的风险，最后的结果是城市***收购宾馆，承担债务。
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对斯蒂芬·格德史密斯（Stephen Goldsmith）市长的行动经常津津乐道，早在1990年初，他便在四十多个公共服务领域实施私营化改造，城市废水处理厂便是其中之一。固然这个厂一直是有效率的，市政当局还是决定把该项服务外包出往。结果当地的供水公司以51%的股份与一家法国工厂赢得了合同并取得了重要的财政贷款。在考察这三个案例的基础上，科恩和埃米科回纳了如下结论，公共治理私营化能够在道德上成立，但是小心谨慎和胜任私营化的资格题目必须严厉对待。
对美国中部某州的一个都会县与当地商贸促进会（The chamber of commerce）开展合作的道德质疑在理查德·K·高尔（Richard K. Ghere，1996）看来是非常关键的。为繁荣业，吸引会议产业（convention business），该县制定了一套吸引外地投资的战略。占有当地税收3%的旅馆床位税被用来实施这一战略。根据协议，由商贸促进会提供与该战略相关的服务。不用说，商贸促进会的官员对这项安排非常之满足，成为干劲十足的合作者--不过这种干劲也许太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违规事件屡屡发生：能拿到非竞争性授权的商人是由于与促进会的官员有着家族联系，开支报告、围绕会议而进行的商务活动经常弄虚作假，促进会为县领导人支付打高尔夫、外出赴宴甚至出境旅游的用度。高尔没有为我们提供商贸促进会向县政府渗透的更多具体细节，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那就是高层合作在培育道德风气方面所作甚少。这一案例提示，公共官员原本遵循的道德行为在公共职能私营化的今天已失往往日的功效。无疑，合同是诱导转变的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