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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理论变迁的范式解读(2)

2014-12-18 02:06
导读:但这些看似真理的原理由于无法回答和解决现代政府面临的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作风盛行、治理本钱无穷增长等日益严重的题目,以

  但这些看似真理的原理由于无法回答和解决现代政府面临的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作风盛行、治理本钱无穷增长等日益严重的题目,以及政治与行政的分开在实践中难以做到和不现实性等题目,不断受到人们的普遍怀疑和严重挑战。人们清醒地熟悉到,官僚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个矛盾体:法律要求人的同等,但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官僚制却是一个科层结构;官僚制是建立在公道性的原则上的。但所鼓励的却是盲目服从和随大流;官僚制首先是被作为组织理论而存在的,是对组织系统的公道性设计,但却忽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现代官僚制是在批判性地考察了历史上的官僚制的过程中提出的,所要夸大的是它自身的现代性,而实际上却要求其成员墨守陈规,不考虑突发事件;官僚制极力通过体制结构而实现系统的公道协调,却往往使内部交流、沟通受到压制、阻隔,创新思想被埋没甚至无法有效地解决上下级、部分之间的矛盾;最为致命的是,官僚制使人的个性受到扭曲,使官僚制条件下的每一个人都变成阴郁、昏暗、屈从于规章制度的“组织人”。[3]正如凯顿所言:不管东西方国家,均可发现很多相似的行政题目,如行政傲慢、无效能、无效率、行政帝国主义,均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使政府的存在布满了正当性危机。20世纪中后期,英美等西方国家出现的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高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同时并存的“滞涨”现象,政府治理本钱增大,效率低下。“政府的政策与计划不仅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益处,反而还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政府自身造成的公共题目比所解决的题目还多。”[4]官僚制的弊病暴露无遗,政府改革的呼声日盛,特别是让公共服务回回社会和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缩小政府职能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   二、新公共治理:克服与超越官僚制
(转载自http://www.NSEAC.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在官僚制理论范式面临危机的历史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分”的“新公共治理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浪潮,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新公共治理倡导者以为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有效的政府并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而是一个“治理”并善于“治理”的政府,主张在公共治理中引进竞争机制,广泛采用私营部分成功的治理方法,用市场的气力来改造政府,政府应具备“顾客意识”和重视产出而非投进,重新审阅文官与政务官的关系等。
  
  新公共治理从现代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汲取营养,将经济人假说、市场竞争、本钱与收益分析、交易本钱等理论当作自己的理论、方法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利用了当代工商治理学的新成就,将绩效治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顾客至上、合同雇佣制、绩效工资制、全面质量治理与标杆治理等治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以及自然科学领域最新发展的科学与技术应用于公共部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中。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把“新公共治理”的内涵界定为:企业治理技术的采用,服务及顾客导向的强化,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及竞争功能的引进。胡德以为新公共治理的特质有七项要点:①在公共部分之中放手给专业治理,这表示让治理者自己治理;②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丈量;③特别夸大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④走向分解的转变。分解的意思是透过小型政策领域的机关设立,而将大规模的部会分割开来;⑤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⑥重视私部分型态的治理行为;⑦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
  针对官僚制的实践困境,新公共治理理论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对公共行政进行重构:第一,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在于结果而非运作的过程;第二,为了实际结果,公共行政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以提供更佳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各机关一方面应如同企业般从供给者与需求的互动过程中取得经费,另一方面也要与其它组织进行竞争;第三,配合市场导向和市场机制的运作,公共行政也应夸大顾客导向的观念;第四,政府应该扮演“导航者”的角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确保各项公共服务与公共财货均可被顺利提供,但却不必要自己动手处理;第五,政府应推动法规松绑的工作,本日的公共治理应改变过往唯法则是向的观念,更重视市场竞争、顾客需求以及成果的达成;第六,公共部分的工作职员应授予权能以充分发挥创意并投进工作;第七,公共行政的文化应尽可能朝弹性的、创新的、题目解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发展。美国著名组织理论家彼得斯针对传统官僚制存在的垄断、等级制、永久性、规章和控制四大弊病,将公共治理组织形式回结为市场模式、参与模式、弹性政府模式和非管制政府模式四种主要的行政范式。[5]新公共治理致力于用治理替换行政,尽可能地用市场和承包合同替换官僚体制,对政府治理理论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也在实践中对改善政府绩效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与传统治理途径、政治途径以及法律途径并驾齐驱的新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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