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下］论文(3)
2013-08-17 01:11
导读：由于中西部地区不能把财政收入来源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因而不断扩大的机构和人员，增多的嘴巴和增大嘴巴的嘴巴带来的负担，就都落到了有限的农业
由于中西部地区不能把财政收入来源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因而不断扩大的机构和人员，增多的嘴巴和增大嘴巴的嘴巴带来的负担，就都落到了有限的农业剩余之上，所以中西部地区的在于中部的性质，是明清中晚期的那种性质。不能用的学的那种来加以解释，而东部地区好象还可以用现代的
社会学理论加以解释。
人们对党政腐败深恶痛决，在我看来是现行的管理体制以及它的权利的配置形式已经不适于市场，显的越来越笨拙和低下，只有当某一个问题成为全社会问题的时候，才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且才设立一个部门来解决。比如在内地走，每个县有乡镇局，有的县根本没有一个乡镇企业也设一个乡镇企业局5-8人，在那耗着没事，因为任何部门都有权利延伸到底下的欲望，因为在县以下没人接待，为了自我接待，就必须把机构深到下面去。1996年在开封县，有一个部门是知青办，4个人，知青早已经没有了，还有一个知青办，还有很多县都有对台办，而那里根本就没有台胞也有对台办。
这种管理体制，如果我们各个地方的差异很小，那么同一个机构设到不同的县，不会带来太多问题。如果区域差异大了以后，这个管理体制就显得很笨拙。其次，才是行政权利本能的自我扩张趋势，这种行政权利的扩张，造成了社会的难于承受的状态，在中西部地区有可能把社会(这里指的是小农经济社会)压垮。1996年以后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跌，有一部分农业剩余被市场给吞没了(事实是被我们城市居民享受的价格剪刀差给吞没了)，另一部分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养活自己不得不这样做，所以，维持地方安全和地方的、承担地方安全和地方发展职能的地方政府，已经转化为它的反面，它成为地方动乱和地方不发展的一个充分的原因。这是最使人感到焦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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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也有这个情况，但是它被新做的蛋糕给掩盖掉了，而且沿海一带的行政权利这几年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它的职能已经转化了，市场化了。我在浙江调查发现，现在地方政府的官员对行政权力的职能已经和明确了，第一是建立了市场经济的软硬环境，招商引资，有了资本的有效投资，那就有了充分的就业，劳动解决了，不要提供失业保障了；第二地方政府有了税收，财政解决了，有了税收可以提供公共用品，这样什么都解决了。所以，资本和资本的有效运作是成为权利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央反复讲，是政府加入了WTO，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我看大都明白这个道理，而中部地区的官员，你怎么和他讲都不明白，他一直迷信权利。他要办一个企业，他叫农民种上东西，他讲这个东西值钱，种粮食不值钱，拔掉，或者搞鱼塘，鱼值钱，结果鱼养起来，第二年卖不出去，农民把鱼仍到县委书记
办公室里面去，他还是不明白，鱼怎么卖不出钱呢？怎么掉价了？他们怎么也搞不清楚。高度的迷信权利，不按市场的运作，那是中西部地区很大的一个原因。当然迷信权利是我们的国粹。东部地区对经济和财富方面的崇拜，好象逐步取代了对权利的崇拜。但是，权利屈从于资本的现象，也成为我们现在忧郁的问题。因为，以地方政府发动的化发展战略，比如在招商引资中，各个地方竞相压低土地价格来招商引资。一个省的土地是4万/亩，而隔壁省就是2万/亩，地方上很焦虑这个问题。承认资本在市场当中的主导地位，这个沿海的地方官员都很赞同，但是，这样以来如何来保护农民和保护劳动者，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突出。他们都自己都感觉到这个问题，无力来保护我的农民，八十年代就说全中国变成市民，到九十年代一次买断，给你多少钱一亩地，但是，许多人安到这笔钱，比如投资失败炒股失败。无以为生，怎么办？找政府，政府很头疼。所以，针对这种出现的问题，我们在设想义冢制度，如何让土地成为农民的一个基本保障。现在，像发达地区，土地流转，存量的土地变成资本，增殖的这部分如何分配，如何确保农民的利益？这里存在很多的问题值得讨论。 上面讨论的是行政权力的扩张和腐败的问题，我认为个人的腐败是枝节性的和次要的，而制度性是就是根本问题。制度性腐败，就是说我们这个持续了两千年行政权力体系的管理体制和运做体制已经高度不适应展开当中的市场经济。如何建立一个廉洁的、高效的、现代化的政府呢？目标已经被朱总理提出来了，但他看看这个事实，全部是在向反面发展。原因何在？值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