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利益与谈判能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4)
2014-06-19 01:27
导读：再者，家庭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化并不矛盾。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在成本——收益框架里可以清楚。首先必须明确农业产业化必须有利于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
再者，家庭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化并不矛盾。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在成本——收益框架里可以清楚。首先必须明确农业产业化必须有利于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不能为了产业化而产业化，或者牺牲农民的利益去为其他产业或者阶层服务。在此基础之上，农民的家庭经营是否采用某种现代化的经营手段或者耕作手段，取决于农民采取这种手段的成本和收益，也取决于它所拥有的货币和实物资本以及农业知识，如果我们把货币、实物资本也看成是获取农业知识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的话，如果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来讲收益等于甚至小于成本，或者根本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那么农民家庭和个人就应当有权利不选择这种对他们不利的产业化。农民采用什么手段进行耕作，是手工作业还是机械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经过一定的成本收益权衡的⑥。
四、制度与利益：警惕新权势阶层全面登台
由于只有少数农民有充分的谈判机会和大多数农民参与制度谈判的权利受到限制，现在的自发的乡村农地制度变迁更多的体现出来少部分阶层的利益，往往损害了大多数农民的利益，整体的效率损失远大于精英阶层的额外收益。而乡村精英阶层往往只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而且某个精英用自己高尚的个人行为为农民整体的利益服务也不会对这些阶层的整体行为有实质影响（那个为农民利益上书总理并为之奔走呼喊的李昌平便是一例）。考虑到这点，大多数的个体精英便会放弃这种起不到作用甚至会被同僚所诟病的行为，这样在乡村精英阶层操作下的所谓“制度创新”更多的体现的是制度退化。在农民个体分化的情况下（改革前我国的农村基本不存在这种分化，在吃饭问题上都是同质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如果要实现显著的效率优化，就必然要求有外来的强大的权利资源对制度变迁的目标和过程予以引导，这种权利资源的主体往往与乡村精英阶层没有直接的密切的利益关系，可以更多的从农民整体和农业甚至从国民经济的整体目标来考虑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可以说没有这种外来权利资源的强大干预，即使是少数阶层可以从控制土地的分配和出让中获取一部分利益，让他们自愿放弃这份权利而把终极的排他的物权化的土地权利公正的赋予农民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极端的例子就是土地的地主所有制为主的制度不会自发的演变为自耕农为主的制度。解放战争时期在根据地进行的土地改革和建国前后在全国进行的土地改革，以及战后日本、韩国、台湾的土地改革都建立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农民个体的土地所有制，都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为的发展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些土地制度的改革都是在外来（相对于传统的乡村社会）的相对独立的强大权利资源干预下进行的。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政府和农村的地主、士绅没有利益关系；败退台湾的国民政府与台湾本岛地主基本没有任何关系；而大力推进土地改革的驻日韩的盟国占领军和当地的大小地主更没有利益关系。不但如此，这些外来的权利主体都认识到当时农村存在的以士绅、地主、乡村官员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是维护农民的整体利益和发展农业经济的严重障碍，使用强制手段甚至是暴力手段限制传统乡村精英阶层是推行土地改革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区别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要建立有效率的符合大多数农民利益的土地财产制度,必须要考虑到现存乡村权势阶层的反对,必须要用国家政权特别是法律的力量来限制这些阶层。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之下，国外大资本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并与本土的新权贵们结合在一起，形成所谓“新权贵资本主义”，这足以令中国的民间资本望尘莫及⑦。因权势而有钱财，比因钱财而有权势更为危险得多，无论何时，我们始终不能不警惕权贵资本家阶层的悄然登台.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1、诺斯，1994，中译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
2、奥尔森，1993，中译本，《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