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利益与谈判能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5)
2014-06-19 01:27
导读：3、温铁军：《三农：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12）。 4、林毅夫、蔡日方、李周，1994，《的奇迹：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 5、迟福林主
3、温铁军：《三农：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12）。
4、林毅夫、蔡日方、李周，1994，《的奇迹：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
5、迟福林主编，2000，《走入21世纪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
6、叶剑平等，2000，《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国农业出版社。
7、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新形势下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尤为重要》，《中国农村经济》2001（10）。
8、季虹：《论农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农业经济问题》2001（10）。
9、张岸元、白文波：2000，《乡村“三提五统”的、政策与实践》，《战略与管理》。
10、黄志冲：《21世纪初叶：中国农民负担治理的转型阶段》，《唯实》（南京）2000（10）。
11、管清友、邵鹏：《由财政压力引发的农民超负担：一个解释》，《上海经济研究》2002（7）。
12、陈锡文：《让农民自己为土地做主》，《南方周末》2001年11月1日。
13、杨德才: 2002，《化与农业发展问题研究——以中国为例》，经济出版社。
14、钟伟：《2002年家最关注之大事记》，香港文汇报、《中国改革报》杂志社“2002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企业”专家论坛
发言稿。
注释：
①我们研究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理论渊源不外有两个：首先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强调了制度和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制度是构建人类相互行为的人为设定的约束，而组织是由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受共同意志约束的个人的集合。制度变迁的关键是制度和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个框架当中，我们将考察农村土地制度形成的背景、原因及演变。其次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奥尔森认为，在边界不变的稳定中，会逐渐出现愈来愈多的利益集团。导致国家兴衰的要素，关键就在于所谓的“分利集团”（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即由一批希望采取集体行动来增加自身收入份额而不惜损害社会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组织。分利集团的频繁活动会降低社会效率，造成经济停滞。而“寻租”（rent—seeking）行为，不过是对分利集团之自利活动的另一种表述了吧。他认为，英国在20世纪初的经济增长大大落后于西方其他国家就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的利益集团在作祟，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制度僵化症”（institutional selerosis）。但国家不一定都面临着衰败，因为，奥尔森同时也指出，如果能够打碎分利集团，就能够摆脱低效和停滞的困境。我们认为，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已经和正在形成的这一利益集团（我们称之为“权势阶层”）将可能成为导致“制度僵化症”的始作俑者，进而阻碍甚至破坏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国家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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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中国农寻土地使用权立法的建议（15条）》中指出：新的农村土地立法应当用物权而不是用债权去确认农户的土地使用权，的名称应该是“农村土地使用权法”。现实农村承包农户所拥有的土地权力实际上已经有了物权性质，除抵押权外，其他如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置权都已具备。使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名称和框架，难免会降低新的立法的起点，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土地使用权保障的问题。并且，可能会是基层政府和集体所有者保留较大的土地调整权利（参见：迟福林主编，《走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6月版）。新通过的《土地承包法》虽然对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作了更加细致的规定，但依然没有采用法律意义上的“使用权”概念，这绝不是一个轻易的忽略。其中所涉及到的利益关系和立法过程中所遇到的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是不言而喻的。
③ 第二次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形成是国家行为的必然产物。在1950年代，中国最高决策者为了赶超发达国家经济而制订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这样一种战略目标一经确定，传统经济体制的面貌就会随之产生。首先，在一个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利用工农业的“剪刀差”发展工业，因此造成了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需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人民公社（还有国有企业）（林毅夫等，1994、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