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制度移植的实证分析收(1)
2014-12-05 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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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绩效有极强的示范作用
摘 要：“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绩效有极强的示范作用。鉴于西部地区在发展中走赶超式之路，制度移植对西部地区成为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制度移植并不是照搬而是制度主体之间的相互学习。“苏南模式”及其形成过程对西部发展的可借鉴之处使其制度移植存在可行性，但需要西部地区制度移植后的再次制度创新。 关键词：制度创新；制度移植；“苏南模式”；西部开发 Abstract：The performance from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South Jiangsu Province Pattern" has strong modeling effect. Because west part of China enjoys keeping up with and surpassing the east part of China in development，institutional transplant becomes selec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west region. The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 is not to copy but is interactive learning between main bodies of the systems. "South Jiangsu Province Pattern" and its forming process have enlightenment on west development and have made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 feasible but needs new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fter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 Key words：institutional innovation；institutional transplant；"South Jiangsu Province Pattern"；western development
“苏南模式”无论是终结还是发展，其作为制度变迁研究的典型案例依然闪耀着价值的光芒。对“苏南模式”的历史剖析不仅有理论上的学术价值，更为理论推动实践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支持。苏南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上的成就使制度绩效卓然不凡。制度创新的示范作用又在东西差距逐步扩大的今天对渴求发展的西部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但这种制度创新模式能否移植到西部并做到本地化却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挑战，这正是本文所要阐述和回答的问题所在。
一、制度创新和“苏南模式”
制度一经形成，便成为各方共同遵守的规则，具有极强的惰性，不会在短期内出现根本性的制度变迁。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就没有变化的可能，如果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存的制度安排内实现，将导致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或变更旧的制度安排。在诺思的制度创新模型中，有三类能衍生出安排创新的压力：一是潜在收入的增加；二是组织或操作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发生改变；三是法律或
政治上的某些变化使得某些集团实现一种再分派或乘机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成为可能。同时诺斯在他的模型中还强调“潜含于任一外在变化中的利润都将诱致为获取它产生的重新安排组织的尝试。”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导致制度创新的因素有时并不是一个，很多时候如同马克思说的社会发展是合力的作用一样，制度创新也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一点清晰的体现在“苏南模式”的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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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模式”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制度的二次变迁，不是隐性的而是显性的制度创新上的突破。
第一次制度变迁指的是苏南地区农民为增加收入，自发创办社队企业，并在地方政府引导默许下，农村工业从农副业中脱胎出来，走上农村工业化道路。在苏南农村中，由于独特的社会和产权环境，乡镇企业制度变迁的主体首先是农民自身，是农民的创新意识和利益观念在推动着制度的改变。而且这种社会内生的需求契合于政府的需求，从而把地方政府引入到制度变迁中来。因为以行政放权和财政包干为特点的分权式改革造就了地方政府新的利益主体及其竞争意识。地方政府自然就成了创新的制度的保护者，支持者。并逐渐的侵入其中，为其最终成为制度创新的主角奠定了基础。政府既有追求一般利益的偏好，又是具有追求特殊利益的行为主体，它以法律的形式赋予社会一种权力，其目的就是获取最大的收益。这种收益可能是一种税收收益，也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支持。苏南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默许甚至是支持这种来自于社会中的制度创新，固然有外在的财政压力和自身对利益追求的驱动，但也存在着政治上的需求，如社会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