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要不要转换及如何转换论

朗咸平的观点引来多方争论，各种观点交汇碰撞，我认为焦点是两个，一个是国有资产要不要转换所有制形式，将其卖给特定的私人，比如原公司的管理层或者职工，或者是其他愿意出钱的人。另一个是如果要做上述转换，如何运作；也就是如果要卖要分，怎么卖怎么分。

一、要不要对国有资产进行所有制转换
1．企业国有在分配上的优越性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制度的出发点就是满足全国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也正因这一点，全国人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如何更好地满足全国人民的利益？假设有一笔1000万的生产性资本，一种情况是国有，另一种是私有，一年后都产出了1200万的销售收入，那么毛利润都是200万；这时，如果这笔资金是国有的，国家可以把这200万全部收归国库、作为财政收入；而如果这笔资金是私有的，国家就只能收回200万中的33％企业所得税和20％股息红利类个人所得税，大概为100万，作为财政收入。我们显然可以得出结论：当资产利润率或者说投资回报率一样时，国有资产对于国家财政的贡献比私有资产大很多。当然这个模型十分简化，忽略了扩大再生产等等因素，可是不影响我们的结论。
所以说，从国民财富分配的意义上说，国有制显然比私有制更对广大国民有利。当国家通过国有制多收入了100万后，可以拿去办奥运、建公路、办大学、办敬老院；而如果那笔资金是私有的，国家就拿不到多出的那100万，那100万就名正言顺地完全归那位私人老板所有，她如果愿意发善心，再捐出50万给国家修路灯，那我这个普通国民当然欢迎；可是，她如果按照法律规定交完了税后就一毛不拔了，我也没有办法。美国最富的1％的人口拥有全美总财富的37％，我可不希望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有人会说：“虽然公有制下国家的财政收入也许比私有制国家多，但是政府拿着那么多钱怎么花，我一个平头百姓没有说话权。比如我认为对于奥运冠军只能奖励10万，但国家要奖100万；我奶奶住在敬老院，我认为我这个城市的敬老院应该每年得到100万的财政拨款，而不是现在的50万，可是我的话没有人听。”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国家如何倾听国民的意见，如何将财政收入在不同国民的不同需求之间进行轻重缓急的分配。但不管怎么说，政府财政收入200万而不是100万，肯定对于广大国民更为有利（但对资本家不利）。我想，这就是我们当初全面实行国有制而不是私有制的一个主要原因。

2．企业国有在效益创造上的弊端。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发现当初的考虑并不周全。如果不论国有私有，投入1000万生产资金都能有1200万的销售收入，那当然我们都倾向于企业国有（除了少数潜在的资本家）。可是，如果在企业私有的情况下，投入1000万能有1200万的销售收入，国家能因此有100万的税收；而在企业国有的情况下，投入1000万只能有1010万的销售收入，那么即使我们一分钱都不去做扩大再生产，而将毛利润全部上交国库，也只有10万。如果是这样，我们也许会想：是不是企业私有对大家更有利？这当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模型，可是，这一假想性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建国以后，历经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都是“阶级斗争为纲”，大家忙于相互间的革命斗争，没有什么心事搞经济建设。终于结束了“文革”，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却发现国有企业效益总是难以提高。虽然学校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说计划经济体制比市场经济更能提高效益，说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会周期性地出现经济危机。可是事实胜于雄辩，反正大家就是感到国有企业经营起来总是别扭，效益总是上不去，乃至亏损。于是在1980年代搞承包制，但导致了企业短期行为严重。到了1990年代，国有企业的效益低下问题日益严重，此时，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已经是如何解决国企的生存问题。当时，出现了很多亏损的国有企业，甚至需要靠银行贷款开工资，这些国企不仅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还成了国家的包袱。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地方政府将地方国企卖给民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