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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新道家与新经济(2)

2013-05-24 01:22
导读:我认为,新儒家和新道家,可以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语境下,改造为中国信息化走向世界的主流话语力量。它们显然比一些不伦不类的含糊概念,对世界具有

    我认为,新儒家和新道家,可以在建设性后现代的语境下,改造为中国信息化走向世界的主流话语力量。它们显然比一些不伦不类的“含糊概念”,对世界具有更好的文化吸引力。最近有专家认为: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崛起”的软力量的重要构成。这种软力量的作用在于对全中国人民的感召力、凝聚力和认同感;同时,它对全世界文化的吸收能力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确实可以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如“中庸”、“仁政”、“王道”等等。道家的哲学观点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亚洲国家对中华文化的天然崇拜正在发生深刻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特点使“中国崛起”具有某种亲和力。因此,研究这个问题,成为事关中国走向的重大课题。

    与后现代的比较

    限于篇幅,我不可能展开分析,只是点到为止:

    首先,我们注意到后现代的鼻祖之一,海德格尔思想与庄子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海德格尔与庄子合流而成的新道家思想的根本意义在于,把互联网的根本价值基础,从西方,移向了东方,移向了中国。

    新道家关于“场有”(道)的概念,与量子力学对于场的发现,为互联网革命,奠定了哲学本体论上的理论基础。有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都可归为新道家。其中明言尊崇中国文化的,就有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化学家普利高津(上述负熵理论就是他的贡献,我认为他是信息化思想之源)、物理学家李政道等。第二,胡塞尔与孔子思想的联系,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关于仁的学说还在其次,我认为首先是在根本方法论上,现象学强调的“回到事物本身”,与儒家《汉书》中首先提出的“实事求是”,正是后现代新儒家思想的根本出发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现象学”与孔子对于生活世界的执着,深层是通的。以往人们会误解孔子总是拿身边说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因为哲学思辩能力不足。可从后现代观点看,这正是最前卫的方法

    胡塞尔指出:“这个世界是前科学地在日常的感性经验中被主观地、相对地给予的,……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认为存在有许多世界。”孔子的方法,与后现代科学中的语境的方法,伽达默尔阐释学的对话方法是灵犀相通的。第三,儒道禅都崇尚体验。事实上,新道家在把体验作为认识的出发点上,与新儒家是一致的。新道家强调原发体验为知识之根,海德格尔曾在一次讲演中,当众向主持人布伯索取《庄子》,念“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段,说明自己的观点。他的思想极大影响了存在主义和解释学,“在后现代的视野中,西方中心论的所有理论支柱都塌倒”。体验更是“以人为本”的后现代入口,涉及人本的“本”之所在。以体验为本的“人本”,不再是人的异化本质,而是人的生活本质,是幸福和快乐。

    现代中国人可能不会预见到,正是这个不起眼的体验,将构成对西方中心霸权势力的绝杀。当世界经济进入体验的路子后,知识经济将进入资本势力鞭长莫及的个人知识经济领地(隐性知识生产、个性化服务、感性价值领域),在几个世纪的工业化中攻城掠地、战无不胜的资本,将很难抵抗体验这种具有成瘾性特征的力量的诱惑,而被兵不血刃地解除武装。这正是日本人把体验这一文化吸引武器,提高到又一次明治维新的高度,再次偷袭美国的力量所在;也是深思熟虑的美国《外交季刊》发现日本动向后失声惊呼的原因。中国和平崛起,关键在文化吸引力,这方面已晚了日本一步,需要进一步加深对现代化的认识,把信息化与提高文化吸引力结合起来。西方在这方面是有术无道,中国是有道无术,关键是要尽早悟道、入道。

    第四,哈贝马斯主体间性与孔子的仁,为互联网提供了新的理性基础。支撑着工业化的经济人理性,最终要为体现互联网外部性、互联性特征的社会人理性所逐步挤入。

    信息化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于,要摸索出一条以互联网方式,如体现知识共享、社会资本特征的新生产方式,进行鼓励创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安排的路子。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取决于在这方面是领先还是落后。中国现在这方面差得较远,而新儒家和后现代思想,正是追赶的助力。第五,道法自然。在资源有限,环境污染的今天,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科学的发展观,引导科学发展的人文方向,而不是给地球添乱。为此,要从新道家思想中吸收智慧,创出一条对未来世界有吸引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新儒家也好,新道家也好,虽说与信息化的未来方向,可能是高度一致的,但从国情出发,第一位的,还是先完成好工业化的任务,任何前卫的思想,都只能是一种为明天而做的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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