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新道家与新经济

新经济本质上是新道家、新儒家价值观在“和平崛起”背景下的一种历史实践。

    大国“和平崛起”的本质是什么呢？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使中国变为强国。强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和平崛起的实现，最终系于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即对东方理念的普通价值认同，具体说，是以儒道理念为基础的大国文化吸引力。未来世界只可能认同成熟的意识形态，新道家和新儒家都具备这种成熟度。

    信息化只有与这种文化价值内核结合，才能把握“‘和平崛起’牌”的真正脉络。我们发现，儒道文化与信息化，确实在价值体系上具有隔代遗传特征。按照黑格尔与托夫勒“正反合”三段论公式，自然经济是肯定命题，工业经济是否定命题，信息经济则必然是否定之否定命题，即对自然经济的再肯定命题。因此，自然经济中形成的儒道文化，与信息经济中形成的后现代文化，具有相互肯定的特征，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奇怪的只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把这种联系发现出来。

    背景如果把第三次浪潮的概念，与第一次浪潮的概念，按“正反合”公式对应起来：“和平”，对应的是儒家的“仁”，“可持续发展”，对应的是道家的“天人合一”。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中国和平崛起，不会与别人打起来，就是因为深层的理念不同。这种理念，具有相当的前卫性。

    第一次浪潮中的儒家、道家价值基因，与第三次浪潮中后现代的价值基因，它们（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或再肯定的方式）的结合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说，这种结合不是第二次浪潮中的事情，一定是工业化达到顶点、走下坡路后才会发生的。

    系统论关于系统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可以揭示一个时代价值演变的条件：在远离平衡的开环条件下，系统负熵增加，有序度提高；而在平衡的闭环条件下，系统熵增，有序度下降。第二次浪潮是前一种情况，第一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属于后一种情况。

    1、第三次浪潮的负熵形势分析

    在第三次浪潮中，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全球化使地球变小，变成一个日益“开放”的闭环条件系统。在这种“社会负熵”达到增长极限的条件下，中国非要出头，就会打起来。为此，需要调头取“和平共处”的价值观，以适应这个星球过分窄小的现实。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中国发展遇到自然资源这种负熵的限制，要在物质、能源这种负熵资源上与别国竞争，势必像德国、日本崛起那样打起来。为此，需要用信息化的方式，以信息资源和知识要素，逐步替代易引发战争的物质、能源型负熵。

    2、第一次浪潮的负熵形势分析

    对比之下，这与第一次浪潮期的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系统和环境之间负熵流的形势十分类似。儒家价值主要对应人与人的关系，道家价值主要对应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分别分析：

    从人与人的关系看，战国时的“托夫勒”、未来学家孔子，比照周朝的“商业模型”，“预见”到了几百年后秦统一中国后文化的价值取向，应是“仁”。显然，以大陆邻接太平洋、西伯利亚、青藏高原的地势，以当时生产力条件，统一后必是一闭环系统，因此，人与人关系上的价值取向，必然与地中海开环系统不同，应是人与人的和谐型。仁义礼智信，就是当时“和平共处”的原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自然经济的核心负熵资源是土地，然而以可耕地为代表的自然负熵，是有限的。

    没有蒸汽机、石油开发等新生产方式的冲击，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很快也处在闭环条件之下，这是道家（包括后来佛家）价值观占上风的负熵条件基础。王朝每一次崩溃，无一例外，全是负熵不足的结果。即社会系统中人多，占用负熵（主要是粮食）的子系统过多，而自然环境中的地少，可提供的负熵（粮食），达不到系统 “负载平衡”（借用IT运营管理术语说）要求，结果用大饥荒、大起义，使系统大崩溃，降低有序化程度（即推翻旧朝，强制“精简机构”），重建系统。道家的价值取向，客观上，就是要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向着闭环条件要求的低负熵输入水平调整。这与今天生态保护主义者在增长的负熵资源极限条件下，要求保护生态，维持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道理。3、区别

    当然，第三次浪潮不是第一次浪潮的简单重复和肯定，而是螺旋式上升和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之否定，对第一次浪潮，既有肯定的一面，又有否定的一面。否定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第三次浪潮，要肯定和继承第二次浪潮中，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大生产的生产力，它比自然经济中的农业生产力更先进；要肯定和继承第二次浪潮中，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化组织方式。至于肯定的方面，我们下面再详谈。显然，信息经济在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会有很多与自然经济表面相似的特征，如古代的农民和今天的知本家都会“在家办公”，都会复归大自然等等，但信息经济绝不是开历史倒车，而是在互联网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在数字神经系统的更高组织水平上，促进社会进步。

新儒家、新道家的信息化内核与文化吸引力我们在上述大背景下，借助隔代遗传规律，分析一下信息化的现代化内核，可以从儒家和道家中，吸取一些可以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考验、经得起大国和平崛起考验、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养分。

    信息化工作者往往在“应用、务实”的氛围中，不自觉地陷入局部处处主动，全局处处被动的尴尬处境。究其深层原因，在于缺乏对历史主干的富于远见的现实把握。把信息化核心理念，同古今中外人类主流价值判断融为一体，而不是割断联系，是一方有针对性的解药。我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以开放的心态，批判吸收东方传统理念与后现代理念这两股人类精华思想，建设性地认识信息化的内核价值。后现代理念总的取向，是对工业化的价值内核进行批判。但后现代理论鱼龙混杂，也不能一概而论。主要分两种，一种是批判的后现代理论，只批判，不建设；一种是“建设性的后现代”理论，主要致力于第三次浪潮价值内核的建设性工作。前一种，对于认识工业社会的局限性有益，对于做事无益；后一种，则是一种主流化的前卫价值观。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工业化不是简单否定，而是致力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结合；对信息化，也不是进行理想化，而是重在可行性的建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