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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前面计算得出的各省生产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上述五个结构性指标为解释变量,采用2004—2006年跨期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的面板模型,使用Stata10.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模型设定为:
其中,Yu为i地区第t年到第t+1年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Xu为解释变量,即种植结构、化水平、劳动力结构、城市化水平和家庭收人结构。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各结构性因素对农业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其中,种植结构对农业生产率变动呈现并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正向关系表明,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并不降低农业生产率水平。换言之,作为中国农村结构调整重要内容之一的提高作物的比例并不一定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水平。机械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率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机播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每提高1%,将拉动农业生产率增长0.23%。这是由于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相对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投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机耕面积的扩大有利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增加经营效益。同时,农机的使用也伴随着农机技术的推广,有助于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劳动力结构对农业生产率增长也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男性劳动力相对于女性劳动力每增加1 %,将拉动农业生产率增长0.98%。这说明在中国目前这种以传统劳作方式占主体的农业生产条件下,男性劳动力对农业生产仍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或从事非农生产,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老龄化、女性化、身心素质下降等结构性失衡的危险,特别是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流出,对提高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不利的。城市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相对于农村人口每增长1 %,将会造成农业生产率增长退步0.5%,这似乎再次印证了目前阶段中国农业生产对的依赖程度还非常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可能加大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差距。当然,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有一批农业人口事实上已经在城市里工作生活,却没有在城市人口中,会给这一结果带来一定的偏差。农村收人结构对农业生产率增长呈现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村家庭经营纯收人占农村家庭纯收人的比重每提高1%,将造成农业生产率增长退步0.63%,这说明越是依靠农业提供大部分家庭纯收入的地区,农业的生产率增长水平越低,再次印证了中国二元经济特性的存在。
四、提升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思考
综观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农业发展历程,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虽然它们的农业资源察赋存在很大差异,但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提升都是其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提高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这需要客观测度阻碍中国农业生产力提升的因素,全面反思可能影响农业生产力提升的政策效果。本文的实证分析至少对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必要。
1.加快改进型农业技术进步是突破精耕细作式农业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增长瓶颈的关键
目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到了强技术依赖阶段,根据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的经典理论,一个国家农业生产的增长受其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条件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来突破,例如,节约劳动力的机械技术进步和节约土地的生物化学技术进步。但实际上农业技术进步除了具有这种替代型的之外,还应具有一种改进型的,即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资源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由于质量的提升而带来的技术进步。例如,加强对农民进行现代知识、技术的培训,通过现代化技术投人加大土地的资本存量,譬如“工厂化农业”的出现。而中国农业生产率变动中出现的技术退步现象说明,无论是在替代型农业技术进步还是改进型农业技术进步方面,中国农业技术进步都面临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比较而言,中国改进型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更低。为此,加强农村科技人员投人,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的知识、技能培训,以及增加对设施农业等现代技术农业的投人,推动组织方式创新,加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力度等,通过加快改进型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当前农业技术进步的首要表现形式。
2.简单地转移农村劳动力并非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有利之举
实证分析表明,目前中国这种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流出农业生产的状况是不利于中国农业生产率提升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这种流出已经不是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在转移农村相对高素质的有效劳动力,而且这些相对高素质农业劳动力的流出,使得针对农业劳动力的技能培训、科技推广等都因接受对象的素质限制而削弱了政策的有效性。要减缓农村相对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出速度和数量,一方面需要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知识、技术、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且能够从收人上让他们的人力资本价值得以相当的回报;另一方面,要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医疗、养老等方面逐步让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为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安心农业生产尽可能地解除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