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中国省际农业生产力成长差异及其结构性因(4)

    加快消除城乡二元壁垒，促进剩余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就业，多管齐下增加农民收人也是提高生产率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农村存在着劳动力的总量剩余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状况，但由于中国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化程度低，基本上掩盖了这一总量和结构性矛盾，造成农业部门劳动力供过于求，农村劳动力低廉，农民仅凭传统的农业劳动所获取的收人有限的结果。要解决农民增收，一方面要加强农业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技术化程度，以科技创新、质量安全生产等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进而增加农民收人。另一方面，需要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鼓励和支持具有地方特色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能大量吸收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企业。同时，实证分析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可能加剧而不是缩短城乡二元经济差距。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与增加农民收人，特别是非农收人占总收人的比例是相辅相成的。为此，既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强农业的附加价值创造能力，更要鼓励农业加强专业化生产，以此释放农业生产的服务需求，为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空间。同时继续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力度，引导农户提高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分工与协作。

    3.形成基于效果修正的农业政策反债评价机制

    为促进中国农业生产力提升，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行一些政策，如，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推进规模化生产，提高化水平等。这些政策的生产力提升效果如何，事实上需要一些更具客观性的定量化评判，本文的研究至少表明，机械化水平对提高农业生产力具有积极作用。从实证结果来看，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河南、新疆等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均属生产力增长型地区。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政府除了需要继续实施农机补贴等刺激农机使用的政策外，还应针对中国不同地区农业资源察赋的差异，鼓励农机生产企业研发生产差异化农机产品，引导农户之间的联合协作生产，加大协调农机“跨区作业”，加强农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而对种植结构调整这一政策的实证研究表明，其对农业生产力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简单地推行减少粮食作物比例等种植结构调整政策，可能会因忽视中国各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巨大而陷人“一刀切”式政策的执行困境，所以，对类似的种植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等政策必须审慎对待，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地区的资源察赋优势为依据。

    4.当前农业政策的重.点应从“予与取”范畴向更深的组织与制度层面延伸

    中国2004年以来的农业政策，以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领域的政府支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农业技术等为手段，形成了以“少取多予”为特征的农业政策，这相对曾经长期存在的“剪刀差”式的农业政策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如果政策仅仅限于资金的多与少、予与取的范畴，还不能从根本上和长期上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和农业发展。因为组织和制度障碍完全可能将涉农公共投人增加的良好效应抵消，就像中国的农业科技投人，虽然资金投人数量逐年增加，但绩效并不理想，这与农村科技研发投人体制、投人主体与收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制度安排等有很大关系，再如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政策，虽然政府从到，再到农业龙头企业扶持等，都提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但由于以土地为代表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还面临制度性障碍，所以政策实效也远未达到预期的水平。当前，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下，增加对农村的、医疗、养老的公共投人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如果这种增加仅是扩张总量，而对可能影响结构效率的制度性因素不做出相应的变革，其作用可能会事倍功半。因此，从促进农业生产力提升和农业发展的角度，当前中国的农业政策必须在总体增加惠农支出的同时，从有利于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水平着眼，实现组织与制度创新，如，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创新农村产品，放宽农业贷款可抵押的范围，鼓励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经营组织等，通过“制度松绑”为农业生产力提升累积制度性激励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