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2)
2016-01-18 01:02
导读：对宏观运行历史作较大跨度、较大题材研究的专著有：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中，苏少之、赵凌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2)》(河南人
对宏观运行历史作较大跨度、较大题材研究的专著有：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中，苏少之、赵凌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在以往同名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炼，运用了近年新的研究成果。姚开建、陈勇勤主编的《改变中国——中国的十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出版社)以中国的“五年计划”为主线回顾了经济发展历程，但史料发掘和分析尚感不足。蔡防、林毅夫的新作《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章百家等撰写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评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
二、关于20世纪50--70年代经济的研究
(一)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研究
匡家在对建国前后统一财经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认为，统一财经能够遏制住通货膨胀，有其内在逻辑。建立高度集中的财经体制是这一进程的终点。姚会元回顾了陈毅领导上海解放之初的经济恢复工作(当代中国史研究3)，侧重于如何完成“与进步的产业界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的任务。迟爱萍研究了新中国第一笔国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思想(中国经济史研究3)。李占才回顾了建国初期共产党人的工商业经营管理思想(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5)指出，调整工商业主要是调整公营与私营、公营与公营、私营与私营、工业与商业、业与工商业、城市与乡村、各区域之间、各企业内部、出口与人口等方方面面的关系。吴景平、张徐乐阐述了从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到年底约7个月中，上海军管会金融处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对上海私营金融业实施了行政监管和业务引导的情况(社会科学(沪)5)，认为其使国家银行与私营行庄之间确立起了一定的业务联系甚至合作，体现了初步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在稳定上海金融市场过程中，对私营金融业的扶植及其合法利益维护不够，对其积极一面认识也不够充分。赵学军研究了建国初期我国国内保险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从人民政府重建国营保险机构到1958年停办国内保险业务经历的三个阶段。袁宝华回顾了1948—50年东北工业部与新中国工业的起步(中共党史资料3)。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工业化
鲁振祥等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综述(党的4)指出，毛泽东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是这个问题最受关注的文献，应认识毛泽东当时设想的合理性以及追求单一公有制的历史局限性。林蕴晖分析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矛盾及其逆转的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4)，认为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制度层面探索，集中体现于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由于“八大”仍把消灭资本家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规定为党的任务，使探索没能摆脱苏联模式，也因此中断以至逆转。金冲及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主体和三大改造两翼(一体两翼)，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说了新话。社会主义在中国好像十月怀胎，八个月就生下来了。但新生命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虽然先天有一点不足，但不能重新塞回到娘肚子里去，只能在后天成长过程中补充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5)。杨献珍秘书萧岛泉回顾了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问题(上海行政学院学报1)，杨献珍认为由五种经济成份组成，而“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反对把“生产关系总和”了解为“各种经济成份的总和”，其后果助长了实践中极左思潮的蔓延滋长。武力评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党史研究与教学3)的原因，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是选择了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不能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吕政、郭克莎、张其仔论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工业经济1)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使我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初步工业化任务的同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李幼斌认为(
吉首大学学报3)新中国从1953年到1978年走了一条反常规工业化道路．原因主要有：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需要；对我国历史上工业化教训的反思；实现积累的需要；国家安全的需要。王奇(当代中国史研究2)和孔寒冰(俄罗斯研究(沪)2002．4)从中苏关系的角度探索中国工业化的体制特征。认为对苏联的选择以及由苏联援建出台的“156项工程”如同助长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由此被注入了苏式基因。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初期引进国外技术的经历。师吉金认为(党史研究资料2)，要使有数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的地方，必须实行计划管理。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52年的初步建立阶段，1953—56年的形成阶段。周含华、曾长秋认为(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政治原因是对资改造的决定因素；其次是推行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赶超西方国家的强烈愿望是改造的主观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