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6)
2016-02-18 01:20
导读：对工业化发展程度的这种保留态度，还导致对“新劳工史学”有关工匠研究的反思。自从艾伦·道利的《阶级和社区：林恩的工业革命》在1976年问世以来，
对工业化发展程度的这种保留态度，还导致对“新劳工史学”有关工匠研究的反思。自从艾伦·道利的《阶级和社区：林恩的工业革命》在1976年问世以来，很多新劳工史学家们都热衷于研究工匠作为工业化进程的牺牲品是如何沦落或者说无产阶级化的。他们看到的是小工场的衰败，听到的是这些工匠的抗议之声，感觉到的是所谓共和主义的脉搏，而在这一切的后面当然是工业化的巨轮。可是，现在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描绘并不能反映内战前美国工业化的全貌。理查德·斯达特指出，大谈工匠沦落和工场衰败的新劳工史学家的目光集中在城市地区，可是内战前城市工匠不到总人口的5%，大部分工匠生活在乡村地区。对于乡村工匠的情况，劳工史学家知之甚少。就是对于城市工匠，他们的研究也有很大局限性。诚然，在劳工史学家研究最多的制鞋业，工厂制的出现给工匠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可是大部分手艺行业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糟，有些还相当好。例如，建筑业就未受影响，泥水匠直到19世纪末都很吃香。经济学家迈可·J.皮奥尔把制造业分为两类部门：标准产品部门要求有大规模机器生产，特殊产品部门则要求有高技能工匠。另外，每一个部门都会有非标准化的需求，不能靠大规模机器生产来满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棉纺业。新英格兰的大棉纺厂靠机器生产大量供应市场的标准棉布，可费城的小棉纺厂则靠高技能工匠生产各种因季节而变化的产品。纽约的印刷业亦复如此，既有以蒸汽作动力的高速旋转印刷机大批量印刷报纸书籍的大厂，也有靠脚踩印刷机和技工小批量生产顾客订货的小厂。1860年统计数据显示，当时美国制造业厂家平均雇员人数只有9.3个，甚至在大棉纺厂集中的新英格兰也只有19个。因此，斯达特估计，工匠在工业化过程中要么在需要高技能工人的小厂家谋生，要么在大工厂当工头或技师，真正沦为普通机器操作工的应该很少。这就是说，工业化对于工匠地位的下降是否真的产生了那种催枯拉朽的破坏作用，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注：理查德·斯达特：《工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RichardStott，“ArtisansandCapitalistDevelopment”），载保罗·A.吉尔杰编：《独立的回报：美利坚共和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第101-107页。）。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与这些经济史学家和劳工史学家的再探讨相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对工业革命的再解释把我们引向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当然，诺思关心的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整个西方的工业革命。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化》一书中指出，“工业革命”这个说法是在阿诺德·汤因比于1880-1881年的系列讲座中使用后才广为人知的。工业革命时代的几位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直至卡尔·马克思，好象都没有提到这场革命。在诺思看来，“我们称之为工业革命的这个时期并不是像我们有时所相信的那样是不同于过去的激变。相反……它是以前一系列事件的渐进的积累”。人口增长在工业革命开始的18世纪之前就已发生，大城市在工业小镇崛起之时早已有之，英国人的收入在亚当·斯密还未出世时就在增加，詹姆士·瓦特的蒸汽机只是在纽克门蒸汽发动机基础上进行改良的结果（注：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化》（DouglassC.North，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纽约1981年版第160-162页。）。
诺思认为，过去研究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们过于强调技术变革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动力，其实，工业革命是因为市场扩大开始的。市场扩大导致生产专业化与劳动分工，增加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组织变化才随之而来，于是我们看到了从手工生产到外包制再到工厂制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发明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发明者的产权也有了更好的法律界定，加之市场扩大的影响，创新的回报率乃得以提高。工业革命中发生的这一切，为技术方面的真正革命——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二次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第二次经济革命中的组织变化和技术变革做到了工业革命所没有做到的事，那就是把科学与技术结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了新知识的弹性供给曲线，从而使社会的生产潜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诺思把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和古代文明的兴起看作是第一次经济革命，把过去100多年的变化视为第二次经济革命，他认为只有这两次经济革命才使新知识的供给曲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而不是像工业革命那样仅仅是一种创新的累积。诺思强调说，这种社会生产潜能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产权的重新调整使发明创新的私人回报率接近了社会回报率。因此，知识和技术虽然为人类福利设定了上限，但并不能决定人类在这个范围内能有多大的成功。
政治和经济组织这些调整产权的结构，才决定了经济的表现，也决定了知识和技术的增长速度（注：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化》，第167-169、171-1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