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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贷与农业财政支出“悖论”的经济解释

2016-04-14 01:06 摘 要：通过VAR等模型实证分析1985—2005年农业贷款、农业财政支出、农业集体投资和农户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发现农业贷款和农业财政支出并未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也不存在农业贷款、农业财政支出与农民收入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由于农业和工业经济周期的不一致性，以及支农资金在传导过程中耗损、分流严重，最终导致农贷与财政支农资金的低效率。计量结果的潜在原因包括农贷与农业财政支出规模不足以实现农业部门的结构与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农业投资收入效应的根本出路是寻找财政政策与农业信贷政策之间的最佳组合，实现财政支农与农业贷款在增量有效率的农业生产性投入上的最大化分解。　　关键词：农业贷款；农业财政支出；农业投资效率；农民收入；最大化分解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收入分配关系中最为突出的矛盾是农业与工业、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改革以后呈逐渐扩大趋势。区域间的矛盾又主要是城乡之间或者工农业之间矛盾的一种反映，因为在西部农业份额较大，工农业收入差距必然转化成区域间差距。所以，解决工农业两个部门生产、分配关系的失调成为解决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失调的焦点。(注: 这并不排除缩小区域间差距同时需要加快发展落后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可以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在短期——甚至长期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部门参与经济增长所创造收益的分享能力，突破中西部大片地区仅仅依靠传统种植业和人均一亩方田实现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格局。由农民自发诱导的、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的农村改革实际上是向以农户为主体的小生产农业经营方式的一种复归，这种过渡安排是以准“还原”的方式对生产关系的改良，其对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仍然有限，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方式，从而成为对农业部门创造剩余的约束。改变农民的经济生存状态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农业基本经济制度，大幅度增加农业部门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驱动农业生产要素比例改变，发现、诱导、支持和培育农民企业家，以资本、技术推进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从而实现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农民收入增加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内涵与外延扩张以及市场交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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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央政府尤为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直接体现就是政府的各种支农政策，包括农业财政支出和农业贷款等。这些政策举措对农业发展的正向激励如何？是否改善了农业资源以及一般的资源配置，即这些举措是有效率还是非效率的？国内研究农民增收问题多从扩大农业投资的思路加以分析，我们则主要从农业投资的效率角度分析一系列现象（抑或是悖谬）后面所隐含的制约农民增加收入的潜在机理，质言之，试图发现阻碍农业生产力进步的某些重要因素。从社会与经济综合的角度考虑，农业投资效率可以由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增长的数量关系加以判断。除了分析集体固定资产投资等变量与农民收入的一般关系之外，本文主要关注：对通过计量方法所发现的农业贷款、农业财政支出与农民收入间的反常关系做何解释？文中使用计量方法得出的结果是农业贷款、农业财政支出对农民增加收入无效。如果根据理论和直觉判断与根据经验验证分析对农业贷款、农业财政支出做出取舍，结果是“非此非彼”或者“亦此亦彼”，所以称其为“悖论”。(注: 这一结果与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金融相关比率的分析也相抵牾，对1978—2005年数据的分析表明，中西部金融相关比率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见宋翠玲：《对我国区际经济与金融差距关联性的实证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