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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要素市场化（中）(4)

2016-05-16 01:04
　　
　　第三是教育培训的歧视。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6%，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9.1%.在2001年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18.6%.[15]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关系到农民工的生存和就业，还影响农民工身份地位的提升。尽管农村劳动力在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了农民身份向工人身份的转变，但由于教育水平的低下和技术能力的缺乏，致使农民工就业领域越来越窄。为了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就业能力，国家于2003年10月正式颁发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但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如果脱离农民工深厚的乡村基础教育而谈培训，只停留在短暂的劳动技能培训上，那么，这种短视行为无助于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工的素质。特别是在对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一些地区为保证城镇适龄儿童的优先入学，有意抬高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门槛，公办中小学校对农民工子女实行额外收费制度，一些地区甚至强行关闭了打工子弟学校，致使大批农民工子女沦为新一代的“文盲”。
　　
　　近两年来，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民工短缺现象，一些劳动力资源纷纷向内地和东南亚国家转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工恶劣的就业环境所致，农民工群体自主做出了市场选择。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一系列歧视政策的背后、甚至在户籍制度的背后，阻碍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真正障碍来自于传统的思维理念。长期以来，国家乃至城市政府习惯于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来推进工业化，以极低的成本获取到工业化的实际利益，而很少想到广大农村人应该具有与城市人同等的生存权力。出于对城市人既得利益的维护，各级政府不仅没有切实地考虑和做好准备，为“新来者”[16]增加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而且还会本能地对这些“新来者”采取一些限制和排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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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非正规就业市场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一种非正规就业市场。非正规就业是从国际劳工组织引进的一种就业概念，其概念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界定[17]：非正规就业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指非正规部门（诸如微型企业、家庭企业和独立服务者）中一种灵活、弹性的就业方式，是对正规就业的补充；而在我国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非正规就业，主要是指一些流动性较大的就业方式，它既包括正规部门（各类企事业单位）中临时雇用人员，也包括非正规部门雇用的人员。因此，非正规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轨”重合的。
　　
　　从非正规就业的形成来看，绝大多数非正规就业人员来自于农村，文化水平较低；一部分人员是国企下岗职工，工作技能单一；一小部分人员（包括体制内的“下海”人员、“海龟派”和大学毕业生等）具有较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他们因各种原因没有从事长期稳定的正规工作，而在不停地选择老板和更换工作。从行业分布看，非正规就业主要存在于国有机构的后勤服务部门，工业领域中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三资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建筑业中的各种包工队，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零售业和一些自由职业领域。从劳动力价格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报酬是由供需双方自主决定的。在通常情况下，体力劳动者处于劳资谈判的劣势，其工资标准由资方提出，劳动者由于就业和生存压力，往往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准；脑力劳动者与资方的谈判地位较为平等，资方根据实际需要和被雇用者能力提出薪金标准，如果被雇用者认为资方提出的薪金水平低于自身的人力资本价格，可以选择放弃或者要求资方提高薪金。
　　
　　我国形成的非正规就业市场既是经济体制转轨的产物，又是国家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从体制转轨的意义上讲，我国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得益于非正规就业市场。由于非正规就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客观上为非国有企业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提供了重要保证。同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价格传导到劳动力市场上，又促进了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从而使非正规就业成为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主要方面。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角度看，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是每个国家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我国，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是在城乡隔绝的历史条件下经由体制转轨实现的。尤其是当城市化不足、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严重缺口的情况下，陡增了一块超过城镇人口规模的巨大需求，无论是国家还是城市政府都没有来得及做好各种制度准备。在这种背景下，非正规就业市场的存在，不仅弥补了政府制度准备不足的缺陷，而且为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