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要素市场化（中）(6)
2016-05-16 01:04
导读：首先分析土地市场的情况。我国新一轮的城市“圈地”运动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晚期，亦即1994年推行财政新政以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是，
首先分析土地市场的情况。我国新一轮的城市“圈地”运动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晚期，亦即1994年推行财政新政以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提高中央财政收人占全部财政收人中的比重。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分税制改革并没有解决事权与财权不清的制度缺陷，而且在财力大量向中央政府倾斜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与分税制改革前基本相同，地方政府的职能、职责范围几乎丝毫未变，从而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范围极不相称。要干的事多而来自税收渠道的收人少，迫使城市政府千方百计地寻求一切可能增加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批租就成为城市政府实现收益最大化的重要来源。通过行政性手段廉价征用农村土地，转手以垄断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和用地单位，藉此赚取丰厚的土地增值收益，而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为城市政府的趋利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不能自行出租、转让或抵押，集体土地只有变更为国有土地才能进入二级市场。也就是说，农用土地要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必须要经过城市政府转手，这就为城市政府肆意掠夺土地资源提供了法律保障。更为不公平的是，尽管农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但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失地“补偿”，农民集体完全被排除在土地收益分享者之外。从善意的角度理解，城市政府是迫于财政入不敷出的现实压力而出此下策，但当这种获取巨大收益的渠道一旦制度化、衍变为城市政府的“第二财政”时，政府就是想罢手已无可能。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近些年来，在“经营城市”的幌子下，城市政府从土地的一级市场中源源不断地获得了巨额垄断利润。
再来看资本市场的情况。长期以来，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应由政府、进而通过国有经济主导经济运行，左右着国家对资本市场的基本政策走向。在国家看来，“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中央政府责无旁贷。因此，财政和金融始终是中央政府解决“吃饭”和“建设”问题的两个钱袋子。在放权让利的改革背景下，中央的税赋功能逐渐弱化，几近到了“吃饭”财政的地步，遂使金融功能日渐增强，成为国家基本建设和国有企业运转的资金供给者。为了保证资金供给符合国家的意图，维持金融、尤其是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市场化改革的冲击下，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与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相互攀升，为了解开银企关系的死结，中央政府便将资本市场作为国家融资的重要场所。在国家看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既可以使国有银行摆脱重负，又可以为国有企业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毅然决然地“接管”了资本市场。从股票市场的各项制度安排看，政府监管部门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个融资“陷阱”。据研究者测算，国有企业经过上市发行、配股、增发股票等几个环节下来，非流通的国有股收益率竟高达680%，而流通股股东的投资收益率却为-43.6%.[20]在中央政府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买卖”，国家不用支付任何成本，仅凭制定各种有利于国企的融资规则，就可以从股市中筹集到巨额资金。
与土地、资本市场发生的情况相比较，劳动力市场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但所涉及的问题却是同样的。恰恰是因为政府无力承担陡增的就业压力，亦即对政府来说，配置劳动力资源不能使政府受益反而受损时，遂在1980年便早早地放弃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权力，转而采取“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做法。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历史条件下，城市政府的自利性就反映得更为明显。相对于巨大的劳动力供给来说，城市政府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产品，就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不是积极地增加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以缓解外来劳动力对公共产品的巨大需求，而是出于维护城市人利益的需要，采取了排斥外来者的姿态。在城市反失业政策的背景下，不仅在户籍管理、就业制度、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方面实行歧视性政策，而且利用城市管理者的身份，向外来者收取各种费用，以提高外来者进入城市的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