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2)
2016-11-13 01:09
导读：（一）实证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及成因分析 在发展经济学的量化指标中，二元经济状况的测度主要有三个指标：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
（一）实证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及成因分析
在发展经济学的量化指标中，二元经济状况的测度主要有三个指标：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之间差异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越强；反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之间差异越小，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越弱。二元对比系数是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与经济二元性呈反方向变动：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二元性越小；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二元性越大。二元反差系数即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二元反差系数与经济二元性呈正方向变动：二元反差系数越大，二元性越大；二元反差系数越小，二元性越小。
笔者对1952—2002年我国二元经济测度的各项指标进行了计算和统计，制作出了二元对比系数图（图1）和二元反差系数图（图2）。
通过对这两个曲线进行分析，可以观察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大致演变过程：
1．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7年）
这一时期二元对比系数在13％～20％之间变化，二元反差系数则在40％～46％之间变化（见图1、图2），表明二元对比系数在逐步降低，二元反差系数逐步增加，一致反映出这段时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增强。这一时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是制度型二元经济结构，是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一系列的制度原因而引起的。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个政策即“重工业发展战略”和分隔城乡的户籍管理制度。“1978年以前的近30年中，中国城乡的产业分工泾渭分明，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并且通过‘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牺牲农业，补偿工业，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人为地促进了二元经济结构。”1958年实行户口登记条例、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及人民公社制度等，从社会结构上将社会区分为两大区域。在经济方针和社会制度建设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二元结构被人为固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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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的转换思路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刘易斯－拉尼斯－费（Ｌｅｗｉｓ－Ｒａｉｎｓ－Ｆｅｉ）模型，其主要机理是通过工业现代化带动农业现代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实现二元向一元转化。第二种是托达罗（Ｔｏｄａｌｏ）模型，其主要机理是走一条空间分散型的资源配置道路，即通过发展农业经济，相对独立地解决农业落后。刘易斯模型假设城市不存在失业，希望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从二元向一元的转换。托达罗模型则根据城市出现大量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畅的情况，提出通过减轻城市负担、独立发展农村经济以实现从二元向一元的转换。刘易斯模型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对城市是否存在失业的错误估计和劳动力转移的简单化，这便大大降低了该理论的现实意义。托达罗模型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否定。那么，以托达罗模型为主要思路对中国的二元结构转换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实践与托达罗模型极为吻合：用户籍制度和行政手段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控制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发展；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在农村建立科技推广站、农机站等，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动员2000万知识青年‘五七战士’去农村就业，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改革前兴办‘五小’工业，改革后一段时间采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针，实现乡村工业化。”然而，我们从图1和图2中已经看到，这段时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相反得到了强化。事实证明，托达罗模型政策的实施不仅没有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反而更加强化了二元结构。
2．经济改革时期（1978—1992年）
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二元对比系数在波动中有所增长，二元反差系数形成下降的趋势（见图1，图2），这表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正逐步缩小，同时也潜藏了一些导致以后二元性增强的深层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