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因素的变动对粮食生产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2016-11-26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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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分析微观
摘要：本文从分析微观主体的农户行为进手，利用C-D函数对历年来中国的粮食生产的波动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会带来农作物经营结构的调整及产量的波动，化肥投进量的增加对粮食单产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可比劳动价格的变化对单位面积劳动投进量影响不明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对粮食单产的增加影响不明显，自然灾难的负面影响通过农户对非受灾农作物的集约经营得到部分抵补。文章最后指出改善微观基础才是进步宏观有效供给能力的关键，并从农作物价格、投进要素价格、技术进步和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宏观层面粮食增长的潜力。
关键词：粮食生产 面积 单产 投进 影响
一、引言
2007年世界粮食储备降至1976年以来的最低点，各国正面临粮食短缺的隐忧；与此同时，越南、印度、埃及和柬埔寨等世界主要稻米生产国为保证内需、稳定粮价，纷纷颁布大米出口限令，使国际市场上的大米数目骤减约三分之一，更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粮食供给吃紧的担忧。我国自加进WTO后，粮食市场逐渐对外开放，世界粮食价格波动影响到我国粮食市场。尽管自2004年起我国粮食生产连续三年增长，但受人口增长、养殖业和加产业快速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产需仍出现缺口。2007年粮食价格仍在高价位徘徊，在粮食价格上涨的同时，各类农资价格也在迅猛增长。面对微观因素的变化农民的农业经营行为有何改变?这些因素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宏观影响究竟有多大?粮食安全不仅不仅系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更关系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关于农户经营行为的研究，舒尔茨沿用西方形式主义经济学关于对人的假设，以为小农像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都是“经济人”，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所以当农户面临生产收益的变化时，他们会敏感地觉察出这种变化对收进、利润和消费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会依据自身的判定对于生产经营行为进行调整。Alan de Janvry(1991)研究显示由于市场的无效(Market Failure)，农户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政府的调整政策的无力和没有预见性。恰亚诺夫以为小农的生产目的是满足家庭消费，其生产模式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追求生产的最低风险而非利益最大化。波兰尼以为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经济行为植根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斯科特提出小农经济坚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而不会冒险追求均匀收益的最大化；假如更高的收益意味着更大的风险，那么农户对于这种变化将不会产生行动上的反应。黄宗智提出要分析小农动机与行为，必须将企业行为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结合起来，前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后者追求效用最大化。贝克尔(Gary Bacher，1965)以为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农户的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探讨了农户的生产决策、消费决策、劳动力供给决策三者之间的关系。Pierre-Andre Chiappori(1988)以为农户的共同行为决策考虑到农户成员间的交互作用。我们以为农户生产和消费的“有条件的均衡”是农户对某项活动的劳动时间投进直到农户评价的边际效用即是所获得商品的边际效用时才停止。农户有两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家庭户均是使用自有劳动力来获取收进而追求效用最大化，更为正确地说，各自家庭户都拥有一个劳动力数目和收进为自变量的效用函数。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以为农户投资行为和企业投资行为在本质上是基本一致的，有所不同的是农户承受风险的能力，无论是心理还是实力都相当薄弱，因此其更注重规避风险。从中国农户的特点看，农民除了追求更多的收进外，还需考虑以下目标：(1)满足自身对农产品的需求(粮食、油料)；(2)追求更少的劳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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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微观因素对农作物的宏观影响，Nerlove(1956、1958)提出的单方程部分调整模型，由于考虑了农民对价格的预期和生产的动态调整过程，在研究产量和播种面积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刘晓昀、辛贤(1999)采用1978-1996年粮食生产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变量包括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村劳动力、科研用度、成灾面积和制度变量等。王姣(2004)以为对粮食生产构成影响的因素很多，可以把这些因素分为生产要素的投进量、农业技术进步、国家的粮食政策以及自然灾难等几类。谢杰(2006)利用1978-2004数据，基于简单线性回回模型发现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粮食种植面积、成灾面积、化肥用量及政策性因素。赵芳丽(2008)基于1978-2006年我国粮食产量及相关影响因素数据建立C-D生产函数模型；赵芳丽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技术水平有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的情况下，粮食种植面积是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化肥，而国家粮食补贴政策效果甚微。赵玉萍(2008)以为要进步粮食产量，在加大粮食直补的同时不能放弃价格支持，这样才能稳定农民收进，增加粮食产量。在农业技术进步与粮食生产方面的研究上，朱希刚(2002)对中国九五时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李洁(2006)利用产值增长因素分解的理论框架和模型计算了农业科技进步对长三角地区种植业增长的贡献。杨剑波(2007)利用1978-2003年的数据测算了中国农业科技投进和粮食产量的关系，研究以为我国粮食生产增长的70％来源于制度革新和新技术的采用。周应恒、王玉斌(2007)通过对我国1978-2004粮食产量波动原因发现，要实现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就必须给粮食生产以公道的收益预期，使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与经济作物相比处于相对公道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