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理论简说：政治学法学理论的新发展（下(3)
2017-01-26 01:07
导读：机制设计理论的着眼点不仅是要指出种种不可能性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具体环境下走出困境的途径。人类创造了很多能够诱导人们显示并测度他们的
机制设计理论的着眼点不仅是要指出种种不可能性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具体环境下走出困境的途径。人类创造了很多能够诱导人们显示并测度他们的效用的技术和制度，如拍卖和招标投标制度；也有很多理论对各种经济环境设计出了相应的激励机制，如克拉克-格罗夫斯-莱德亚德机制；很多局部的效用测度和比较也是可行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否定完全的集中决策，也会明智地让个人决策受到某种集体意志的约束而避免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人类社会的现实选择本来就是理性设计和个人自由发挥的结合，二者之间的界限和结合方式是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同的界限和结合又直接影响着人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知识和技术。这是一个问题不断产生又不断得到解决的复杂过程。而这也使我们自然进入了制度变迁的领域。
进化经济学与制度变迁理论
当我们讨论机制设计的时候，是假设逻辑上有无穷多种机制可供选择，一个社会技术上也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制度。但经验上一个社会可选择的制度是非常有限的。进化经济学与制度变迁理论试图对社会的制度选择作出更细致的刻画，以解释历史上那些特殊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制度、知识（技术）、信息、博弈上的。如果我们以知识笼统地概括知识、技术和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区别类似于理论和应用，我们不作严格区分，而从信号中提取信息则是由知识和技术决定的），那么人类社会的组织运作方式自本能经由习惯向制度的演化过程中，知识与知识进步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作为自然进化过程中的产物，人类总是在与外界（自然、社会和他人）进行着博弈，他的博弈工具实际上就是他的知识。制度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和技术而已。一方面，制度和人的知识与技术一道决定着游戏的玩法（策略），知识与技术决定了所有可能的玩法，信息筛选掉了不必要的玩法，而制度告诉你不能采用的玩法；另一方面，制度还是一个被玩的对象。在决定一个游戏规则的游戏中，有的社会只让一个人玩，有的是一小群人来玩，有的是所有人来玩（原则上，博弈论的观点认为是每个人都参加的，只不过更基本的玩法（制度）决定了谁有资格玩或者说谁说话的份量更重）；有的社会是以投票的方式来玩，有的是以钞票发言，有的甚至是用刺刀和机枪来表决的。而所有这些行为，在行为者本人看来，都是在他更基本的技术和信息范围内的最佳选择，否则他就不会这么作。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政治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反映了人们的制度知识以及关于“制度的制度”的知识的变迁。为了在竞争的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使社会的共同利益得到实现，避免“囚徒困境”所揭示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人们从经验中认识到社会需要制度和制度的执行者，用以规范个人行为或提供公共产品，由此出现了社会的公共管理部门或曰公共权力部门；当然人类社会之复杂性也会使得公共权力部门及其人员有可能或因其自利行为，或因其知识之不足，而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由此引申出如何规范约束公共权力部门的问题，于是宪政知识与宪政制度被人们所追寻、设计并得以建立、发展。 人类政治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知识的高度凝聚，探讨人类社会整体应该实现的价值目标（社会选择），解释并预测社会个体和团体，尤其是公共权力部门是如何活动的或可能如何活动（博弈理论），指出为了实现社会目标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即制定什么样的相应制度（机制设计）。进一步说，宪政制度作为政治运作的一种知识和技术的表现，还取决于那些更深层的习惯和传统（包括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宗教与道德等）。因为人们是生活在传统和习惯赋予他们的经验中的。当然，现实中的任何社会，其制度知识都是不完备的，因而其发展表现为一个动态演进的复杂过程。
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维方式的区别，每种社会的具体制度选择也各有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会由于人们对其已有经验和知识的依赖而得到强化，使得不同社会的结构形态和实际运作千姿百态。那些稳定下来的制度以及相关的知识，给生活在制度下的人们以足够的信息，使他会预期到自己的行为选择的后果，不会轻易选择制度所不允许的行动方式，更难得主动去改变现行制度（因此我们在古今中外会发现许多低效率的制度竟然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制度和制度调整下的行为就这样形成一个自增强的稳定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机制，即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和锁定（lock-in）效应(Arthur, 1990)。也就是说，最初的选择决定了后来的整个过程。特别地，对于一个变革社会而言，这种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大大增加了学习其他文明成果、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的难度和变革过程中的波折。那些微小的变革努力在这种封闭社会中，只会被消弭于无形。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突变和跃迁，只能取决于其内部的强烈震动或外部的巨大冲击。但是我们必须区分那种仅仅是表现为利益再分配形式的突变，即便它是如何的轰轰烈烈。我们未必完全赞同“个人拥有现状不可侵犯的权利作为基本的公理（Buchanan，1962，371-384）”，但我们也可常见，如果没有辅之以人们观念和知识上的变革准备，那些想毕其功于一役的大变动要么是不可行的，要么徒增社会震荡而后又被传统和习惯所拉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