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的结构性分化及其对策(2)
2017-07-26 01:23
导读：(2)民营高科技企业进一步凸现于东部一些特大型城市。像北京、上海这些科技密集型城市，民营高科技企业更取得了长足发展，这进一步从产业层面强化了
(2)民营高科技企业进一步凸现于东部一些特大型城市。像北京、上海这些科技密集型城市，民营高科技企业更取得了长足发展，这进一步从产业层面强化了东部利润中心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我国广大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的民营企业科技含量小，多数企业仍以传统生产方式和传统产业为主，难以摆脱成本中心的不利地位。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小企业司的研究结果(参见表3)，截止到2002年，民营高科技企业总数达到109384家，总收入25946.7亿元。其中东部的企业数占65.37%，总收入占72.6%；中西部合计的民营企业数占比为34.63%，总收入仅有27.4%。仅上海和北京两市合计的企业数占总数的比例达到26.8%，相当于中部和西部总和的77.4%；其总收入的比例为总数的19.34%，相当于中西部合计的70.8%。
民营企业在规模上和民营经济在产业分布上的东、中、西部间的分化，加速了民营经济在全国范围的深度分化，这也可能成为全国区域经济不平衡的重要根源和机制。
二、民营经济内部结构性分化的原因探析 民营经济在企业规模、制度、产业和地域分布上的分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朗，笔者认为，造成这一分化的深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大小企业运营效率的差异 大型民营企业的效率状况是：根据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会员企业调研报告的资料，2001年至2003年，入围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3.1%、12.8%和14%，呈逐年上升态势。而能够反映全部私营企业经营效率的注册资本收入率指标，其变化趋势却是以每年7.1%的速度递减。大企业的运营效率上升，而中小企业的运营效率下降的两种相反趋势，是造成民营大、小企业间分化的根本原因。 至于为什么会造成大型民营企业的效率持续高于中小民营企业的运营效率，在这里强调以下几点： (1)大型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优于中小企业。有资料显示，几乎全部入围企业都采用股份制，有一些已经成为上市公司，这些公司的治理结构初步摆脱了家族控制的模式，企业普遍获得较高的治理效率。但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依然采取家族治理模式，难以获得公司制状态下更高的专业化治理效率(法马和詹森，1983)。 (2)产业成熟度的影响。衡量产业成熟度要看产业内是否长期存在过度竞争，以及行业内大小企业间是否形成稳定的技术联系。显然，在民营企业比较集中的行业中，尽管可以观察到一些大小企业间已初步形成了上下游技术联系，比较典型的如浙江近年来出现的产业链条。但整体而言，企业的散状发展依然是我国民营经济的主要产业状态。在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大企业更多地依靠自身积累获得发展，中小企业则难以借助大企业的带动而迅速成长，甚至常常会受到来自大企业的恶意挤压。在这种状态下，大小企业的分化就难以避免。 此外，大企业比中小企业能够吸引到更多人才(王明琳和何圣东，2003；戴园晨，2005)，大企业比中小企业拥有资金优势(剧锦文，2004)。而且，由于大企业比中小企业更有能力注重研发、注重市场开拓，因此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较高。因此，大企业具有较好的成长条件。 2、“短缺经济”与“过剩经济”的产业效应差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仍然是短缺经济，最突出的是各种物品的供给短缺，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显然不是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在供给不足的前提下，产品就不愁市场，甚至还可获取一定的垄断收益。当时民营企业大量涌入第二产业，正是由于这种短缺经济的产业效应作用的结果。随着我国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制造业的竞争在加剧，暴利时代随之结束。一方面，只有那些产品质量能够保障，产品价格合理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这必然要求企业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技术实力。另一方面，过剩经济势必为服务业提供日益广阔的市场空间，加之短缺经济时期第三产业的普遍落后，大量民营企业进人广大第三产业领域就是过剩经济背景下合情合理的事。因此，短缺与过剩经济的产业效应就成为目前民营经济出现产业分化，以及大小企业在产业间分化的重要原因。 3、地区间商务成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 (1)东部地区综合商务成本较低。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信息和与政府管理部门的交易费用等共同构成企业的商务成本。商务成本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竞争力及其成长的重要因素。商务成本低的地区，民营经济具有竞争优势，反之则反是。 从土地价格和劳动力工资来看，我国东部民营企业并不比中西部民营企业具有优势。根据浙江省2004年上半年的统计资料，目前浙江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但我们同时发现，浙江外迁企业中，原在浙江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下的有1477家，占总数的89.5%。可见，中小规模企业是外迁的主流。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民营企业外迁，与土地供给不足和土地价格过高，以及劳动成本上升导致的高商务成本直接相关。 但从信息成本角度看，东部的民营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相对与中西部的民营企业则有比较优势。从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交易费用来看，中西部也高于东部，从而东部民营企业的综合商务成本与中西部相比仍有比较优势。 (2)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定义的一种资本)。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源。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具有经济的意义，它会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的实现就比较困难。社会资本大致可包括结构中参与者的相互信任、隐性知识和企业家网络等等(NanLin，2001)。在经济资本变得越来越不太稀缺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就会成为支撑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比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经营者已经更讲诚信和遵纪守法，通过不同的产业集群或块状经济形成企业家网络和共同默认的行为规则等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一地区比如土地价格上升带动的商务成本的上升，促进了这些地区民营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地区间商务成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还使东部地区吸引了更多盈利能力高的大型民营企业和高科技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民营经济的利润中心；而中西部由于具有土地和劳动成本的优势，吸引了大量从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部来的中小民营企业，从而在这些地区形成了民营经济的成本中心。两类性质不同的中心的分化，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现金流的“隧道”，并由此实现了中西部的土地、劳力乃至市场的部分准租金向东部的转移，其结果是进一步加速民营经济力量在区域间的分化。 4、地区性融资环境的差异 投融资环境的对于民营经济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调研资料显示，我国东部多数省市较好地解决了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保证了民营经济较快的发展态势。而中西部的省、区、市则相反，已经影响到其民营经济的正常发展。浙江省民营企业在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上，主要依靠国有商业银行和民间借贷两个完全不同的金融市场。表4的数据表明，浙江有33.61%的被调查企业可以从国有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大大超过其余三省的比重，说明浙江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走在了前面。与此同时，浙江的民间金融也成为支持民营经济的重要力量。据调查，仅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温州和台州，就有3000亿元左右的民间资本在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专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非正规的民间市场。与浙江相比，湖北、四川和吉林等省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