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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意义

2017-08-08 01:33 风险投资机制的制度化过程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作为一种新的投资制度，其创新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分工的细密化和原有生产过程的延伸，二是创造了一种特殊的产权认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技术成果初次交易中的定价困难，加速了技术成果商品化过程。　　一、制度化过程的概述　　任何事件的出现都不会是偶然的，它必定是某一经济体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但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领域里的创新实践要上升为一项制度性的成果，则必须经过政府行为的确认。并不是所有创新实践都会引致政府的关注，而要成为制度性的成果，则更需要一些条件。这样的条件，至少有三：其一，广泛的适应性，即该经济体运行的内生性需要；其二，起初的效率性，即在经济活动实践中这一点已得到显著表现；其三，系统的成熟性，即本身已具备了成为一项制度的雏形，从而容易被政府认可。　　风险投资从本质上说，是先行化国家在其经济结构多次升级后竞争日趋激烈、平均利润率日趋下降、消费动力不足、闲置资金累积增多等特定环境下，市场经济主体和政府共同为剩余价值资本化排除障碍所推动的一个金融制度创新成果。为了发现未被满足的需求和创造新的需求，他们努力将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生产过程”前移，即“逼近实验室”、将“孵化高新技术创业体的过程”独立出来运行，基于此，为其独立运行的“新利润生产过程”才提出金融部门为它开辟出一个“独立运行的资本市场服务过程”的任务来。而这一点，正是风险投资制度性存在的依据。　　但是，人们对风险投资制度性存在的价值，显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风险投资活动形成气候和制度化推进加快，就美国来说，可以如下事件来标识：1976年为拓宽风险投资领域的资金供给渠道，政府首次允许养老金将2％-5％的资本投资于新兴；1979年劳工部允许联邦登记的养老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1981年政府立法允许工人将工资收入放进401（K）养老计划而得到减免所得税照顾；等等。欧洲对风险投资给予政府层面的重视，从而加以制度性效仿，可从英国前首相撤切尔夫人关于欧洲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落后美国十年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十年的看法上，寻其轨迹。在此之后，英国继起追赶，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风险投资大国。　　风险投资在制度层面被世界资本市场接受并受到青睐，则是到20世纪最后几年由美国“新经济奇迹”震撼世纪经济舞台并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从“新经济明星企业”发迹史追踪到它们的风险投资背景之后。20世纪90年代末，由该类公司如微软、英特尔、思科、戴尔、苹果、亚马逊、雅虎等纳斯达克上市的最大100家非金融性公司指数合成而上市的投资新品种——“Nasdaq—100指数股”，被投资者趋之若鹬，全球性地效仿纳斯达克纷纷设立自己地区的二板市场，积极为风险基金和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提供专门的集资。这些事实的集中出现，正是世界资本市场和政府对风险投资的金融范畴创新意义及制度化表示认同的一种形象反馈。　　二、从选择和分工看创新意义　　制度创新追求的目标之一是扩大人类经济选择范围；风险投资制度创新的成果，直接表现为金融分工细密化和原有生产过程的提前与延伸。　　扩大人类经济选择范围的重要性，是基于稀缺是经济生活中的显著现象这一点而提出来的。而选择需要成本，因而就连带地出现了为降低成本的制度选择以及不断为此创新的。　　金融本身就是人类经济选择范围扩大的产物。当人们劳动创造的产品只能满足个人的需要的时候，既没有能力提供产品供他人选择，也没有条件选择他人的劳动成果，这时没有分工的选择，也就不存在交换，更不可能出现一般等价物货币。当人们只需要物物交换这种简单的互换性选择的时候，商品——货币——商品这种连续的交换即流通并不紧迫地需要出现。当货币只以贵金属形式存在的时候，人类在货币上就没有选择的余地，纸币与金属币并行流通时，便有了两种选择。随后选择范围又扩大到存单与货币之间的选择，证券、存单与货币的选择，各种证券、各种存单、不同国家货币的选择，等等。金融业作为向实体经济提供信用服务和支持的部门，用于执行信用交换职能的金融工具，其选择范围也越来越有伸展的余地。如果我们将资产证券化称作“一级虚拟”，那么资产证券化中的“重新打包（repackaging）”业务，即将某些低信用等级的证券组成一组、加入某种较高信用等级的证券做为抵押而发行新债券，则是“二级虚拟”。至于金融期货、期权、股票和债券的期货合同，它们的杠杆投资（Leverage investment）特征，更难找到对应的交易物，属于“三级虚拟”。尽管人们处于不同角度，对金融活动范围扩大过程中的某些创新持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却是可以取得共识的。那就是基于人类在物质生产领域经济选择范围日益扩大使金融采取日益扩大创新范围与之匹配。这就象如果没有交换的需要金融将无法存在一样，没有实体经济的拓宽，虚拟资本系统也难以有拓宽选择范围的余地，二者是联动的。整个金融业的和繁荣，既是适应人类经济活动范围扩大的需要而推动，同时也是金融自身根据适者生存原则，通过不断进行创新在突破旧有金融观念和过时法规对它的约束过程中，逐步积累起力量和经验，才争取到这样的结果的。当然，金融业的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也必然成为人类经济选择范围持续性扩大的进一步的支撑点。如果没有金融的牵引和推动，人类希望在经济选择范围的扩大方面作出任何努力的实现，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总之，金融领域里的创新活动线索总是和人类物质生产领域经济选择范围扩大的线索相一致。具体对于风险投资来说，局限于金融本身而言，它首先是对传统金融市场的“补缺”，即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和繁荣建立在由整个金融市场的结构和运作规则所决定的市场空缺的基础上。一些拥有创意和新技术的往往不能够从其他金融机构得到资金。虽然新企业内在的高风险需要有高于限定的贷款利率，但法律禁止吸纳存款的机构收取过高的贷款利息。因此银行能贷给新企业的款项不可能超过新企业的现有固定资产能够保证归还的水平。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基于信息技术的经济中，绝大部分新创企业只有极少的固定资产。另外，投资银行和其他一些基金受到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和操作规范的限制，也不可能投资于新创企业。风险投资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空缺存在于创新的资金来源如：公司、政府实体、创业者朋友和家庭——与能够投资于创新企业的传统的低成本的资金渠道之间（郁义鸿，李志能，罗博特。D.希斯瑞克，2000）。扩展到它在金融范畴的创新线索与同物质生产活动范畴的创新线索比较，它们是一起向前发展和成熟的。即风险投资作为制度创新表现为“一体两面”的特征：为发现末被满足的需求和创造新的需求，将生产过程提前到“逼近实验室”，并且将“孵化高新技术创业体的过程”独立出来运行，基于此，由这一独立运行的“新利润生产过程”提出要求所引致，由金融部门为它新开辟了一个与之对应并为它服务的“独立运行的资本市场服务过程”来。　　分工（division of labour）即社会劳动的不同划分及其独立划分为不同的部门。对于经济学来说，只有与交换活动相联系的社会分工才具有意义。人类经济选择范围的扩大会直接与社会分工的发展相联系，而分工又必然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为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因此，制度创新的效率也总是通过分工程度的细密化和新的分工形式表现出来。　　从以上看来，风险投资引致的“生产过程”性质的分工，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因为有一点是起初就确定的，就是它能给投资者和创业者带来比原来投资领域和原来生产经营活动的那个生产过程高出很多的利润，使经济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