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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持续改革开放，战略转折，结构转型
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进入具有二元化特征的社会经济转型期，这也是一个改革开放狂飙突进，凸显实践、创新和借鉴，以及不断反思、争论、“试错”和“纠错”的重要历史时期。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在实践推进的各个具体阶段上，都要正确认识“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以及不断解决“改革什么、怎么改；开放什么、怎么放”的问题，并且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动向具体调整政策导向。尤其要谨防固步自封从而把改革开放口号化、简单化或标签化的倾向。下述四个重大转折或转向表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正位于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上，并日益呈现可持续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机制和新特征。
一
中国经济改革应该从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转向有选择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应程度不一地退出纯市场化改革)配套的(辅之以宏观调控、微观规制和中观层次区域协调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干预体系)，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并且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转向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诸领域的多元化的综合改革。
不可否认，对于传统体制的破坏和新体制的构建，大规模的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革扮演了“创造性破坏”(熊彼特语)的角色。但随着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制度能量的扩展，市场缺陷也在放大，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拐点，中国不能走完全市场化或泛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道路，而是要着力打造和构建中国特色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模式。尤应审时度势，全面地准确地界定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和政府干预机制各自的边界和作用范围。市场和政府都要各得其所，都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缺位”、“错位”和“越位”，即很多应该由市场管的事情，政府在管，很多应该由政府管的事情，反而交市场去做。大力预防和纠正诱发市场缺陷的“泛市场化”以及导致政府缺陷的“泛行政化”倾向，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及政府的调控、协调和公共服务职能。否则，就会产生市场发育不足和政府治理不足双交织的坏的市场经济，甚至转向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双凸现的权贵市场经济。最典型的莫过于煤矿、房地产、公路修建和医药业这四大市场。
要破与“泛市场化”或“市场决定论”相关的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市场定价是天经地义，政府无权干预，这是市场化的核心。市场化包括商品市场化以及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等)市场化。是否靠供求机制定价而不是政府行政定价，是衡量市场化的第一重要标准。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我国劳动者尤其农民工工_资的定价长期偏低是市场化的合理产物，不必忧天悯人。而廉价劳动力之所以廉价是因为劳动力供大于求，这是西方市场经济学的ABC。而染上“魁奈因素”综合症(托夫勒语)的中国某些主流派经济学家，刻意回避另一个西方市场经济学ABC，即西方工资的定价机制也不是单独诉诸于“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化运作，而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谈判，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工会和行业协会、政府和议会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和干预等“看得见的多主体的手”的综合作用。西方工资粘性或刚性理论就是阐述这种因劳动后备军长期存在而导致的工资“低水平陷阱”或低价刚性问题及其解决对策的定价经济学。
发人深省的是，对于这种农民工价格长期远远背离其价值的状况，许多学者甚至一些地方政府熟视无睹，以至于农民工自身要通过“民工荒”的形式来抵制，甚至要惊动共和国总理通过替农民工讨债来启动全国范围尤其各种特区和开发区的农民工工资的合理化回归运动。
第二种流行的观点是：房地产行业不能直接定价，否则有违市场化改革，甚至以商业机密为由讳言建房成本；即使是公共品和自然垄断这些经典的“市场失灵”，政府主导也往往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理由是以行政性决断代替企业市场化的定价模式，根本无法保证价格调整的市场效率和社会效益，并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化率已赶美超日而雀跃不已。
尽管房地产行业市场化改革推进中国房地产经济的繁荣，但是其市场缺陷也日益膨胀并势必诱致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仅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住房领域的社会不公平问题。任由市场力量主导房地产行业的所谓“不干预”的香港模式的教训(香港房市价格走高并且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房地产商)，以及政府房屋建设局提供微利房(占房屋总体供应量的80%)的新加坡模式的启迪值得反思。我们的主要对策是：
(1)公布房屋建设成本，严格标明上下界限的浮动价格和利润边界。本来世界上就没有单一绝对的市场化定价模式，大多定价机制仍然处于行政或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互相交集和博弈的状态。同时，鉴于房屋既是商品、投资品，又具有资源非常稀缺、高度自然垄断、非同一般商品的特性，并且它也是准公共产品。同时，这一举措又有宪法、反垄断法，价格法和反暴利法所赋予的合法性权力。因此，应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扬弃单一的市场化定价模式，启动行政性干预机制，寻找兼顾行政与市场机制本性、市场效率与社会效益以及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的混合定价模式和最佳价格区间。
(2)建立凸现政府指导价的廉价房和廉租房制度。这种经济适用房的大量推出和集中放量——应该足以使80%中低收入的城市居民有能力购买经济适用房或者政府指导价的商品房——必将成为平抑和拉低房地产市场中低档房价的重要调控力量。这是用两种手段即市场定价和行政定价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调控，换而言之，其调控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多主体的手”的联手，真正做到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3)管好稀缺性土地供给这个闸门。建设部门和房地产市场是商业贿赂和腐败的高发区，利益集团联盟(例如某些不法地产商、奉行CDP业绩至上的地方政府、银行和主管部门)形成根深蒂固的利益链，需严格加以整顿。地方政府不能搞土地财政，土地出让金应该用于建设廉租房。
各地摸索出的“双供给双定价”模式(中高端房地产的供给交给市场，这种商品房的开发、定价、分配和调节由市场决定；适合中低收入者居住的低端房地产的供给交给政府，这种保障性住房即经济廉价房和廉租房，建造、定价、分配和管理由政府组建或委托的企业负责)，以及“双限双竞”定价模式(限制套型面积，限制控制性价位；竞争房价，竞争地价)值得推广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例如为使价格听证会不流于形式，房价和地价的竞标应如何杜绝黑箱操作，等等。
由此引发一个重大的新思考：应该弄清楚哪些行业可以市场化，哪些行业不能市场化，哪些是处在市场和政府接合部的行业，从而如何确定其产品的性质(公共晶还是非公共晶)及其定价机制(究竟是市场机制、行政机制或数量机制还是混合机制定价)。
第二个误区：公共品和公共服务领域也应该搞市场化改革。诸如从事公共品服务的人员“下海”乃至全民经商、部队经商；风景区、博物馆、档案馆等纷纷收费；公路收费站关卡林立，高速公路甚至收费长期化。而完全市场经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关系民生和公共利益的公共品的支出，一般达到、CDP的30%，这也是对20世纪下半期各国发展状况进行反思和总结的结果，也是《里约热内卢宣言》(1992年)和《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1995年)中所制定的各签约国需遵守的底线。
实践证明：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教育领域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试验问题丛生，社会保障覆盖面太窄，因此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重灾区即“新三座大山”。毫无疑问，市场化改革并不适用于普通民众的基本医疗保障和普及教育的。而后者正是以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为己任的政府大有作为的
领域。
第三个误区：推崇比较优势和木桶效应理论。这是泛市场化改革思路的逻辑延伸：完全市场化——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融人全球化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
西方学者波特对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渊源于李嘉图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做了温和的批评，强调应该从低级阶段的比较优势转向高级阶段的竞争优势。拉美依附学派尤其激进经济学家早就警告这种曾经把拉美国家拖进依附型发展道路的“比较优势陷阱”；而在伊曼纽尔看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交换是形式上的等价交换而实际上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交换的代价无疑是发展中国家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破坏，并最终将被发达国家锁定在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加工产业的位置上。这只能是一种依附型“双赢”。根据中国的国情，在早期阶段，偏重于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比较优势贸易，发挥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使之凝固化和极致化。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历史拐点上，应该从比较优势阶段转向竞争优势阶段或者转向两者并存阶段。
至于木桶效应理论则是市场配置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衍生品，是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所批判的“市场神话”的新翻版。“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或者“用市场换技术”则是用中国式话语对这一理论的诠释。事实证明，这种理念使民族工业(如国产大飞机、国产轿车和国产核电设备产业)被“边缘化”了，民族创新能力冻结了。由此可见，单纯依赖市场化，用市场交换核心技术不行，而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是目前可行的现实的理性选择。应该用竞争优势及自主创新理论取代比较优势和木桶效应理论。
如何看市场经济制度？西方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斗了几百年。一个英国人约翰.穆勒在150多年前，就阐述了包括市场缺陷论和国家缺陷论在内的“双缺陷论”。市场失灵表现为狭义的市场失灵(指交易成本、信息交流的障碍以及知识和理性的缺乏)、宏观失灵、信息失灵、外部失灵、公共失灵和分配失灵，从而有它自身不可逾越的八大界限如垄断、外部性、伦理、生态等界限。博兰尼的《大转折：当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一书不可不看。它提供了另一种迥异于经济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崇拜性解读之外的有价值的文献。在他看来，一切灾难的源头在于自发性市场经济制度兴起，及其和社会秩序之间产生的激烈冲突的双向运动，作者启迪人们如何在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中寻求秩序的平衡，如何在经济进步的同时减轻对社会的震荡，从而揭开了国家作用在这种冲突和促进社会平衡中的作用——而这是个被经济自由主义尤其新自由主义所遮蔽的主题。
如何看政府干预制度？政府要扮演调控人、管制人、公益人，以及斯蒂格利茨在《政府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保卫者、司法者、分配者、保险者、生产者、消费者等角色。政府的非市场机制，旨在使政府起到维持社会公平、经济效率、社会稳定及经济成长的作用。由此，要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合适的制度框架和制度条件，决定和影响每个市场主体的机会集合和行为边界，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实现充分、价格水平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微观经济政策(对市场失败予以矫正，实施微观规制，并有效配置资源)、区域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以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社会再生产为基本目的，保护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或以经济效率为目标，刺激和鼓励生产、的积极性)来具体实施。
西方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潮现已呈现融合的趋势——第三种道路理论、混合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等由此应运而生，而以“市场决定论”、“唯市场化”形式出现的老“市场原教旨主义”，跟随者寥寥；而新“市场原教旨主义”即新经济自由主义，也是以两种标准示人。在融合学派看来，政府干预或管制和市场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两种调节经济活动的方式。因为市场失灵与政府管制失灵在实际上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其动态演变决定了政府干预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相互替代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健康运行需要政府规范和系统的管制。但是要求政府管制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市场结构的动态调整和管制绩效的变化做出灵活及时的相应调整，并不断探索政府治理的最佳途径和模式以更好地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总之，市场经济制度是一国经济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政府是在一国经济崛起的又一个必要条件。其二，要弄清楚哪些行业可以市场化，哪些是处在市场和政府接合部的行业，哪些是要通过国家产业政策扶持乃至需要运用国家力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产业。其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并未穷尽，尤其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据统计，中国的经济自由度为54%，低于平均标准，美国则为82%，而产权自由度、金融自由和投资自由也仅为20%～30%。其四，政府自身的治理严重滞后，政府还掌管大量本来应该交由市场配置的资源。此外，还要正确处理具有发散型、开放型及风险型特征的市场改革与带有集中及凝聚型倾向的政府改革之间的关系。因此，改革绝不是单维度的市场化、民营化和开放化。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行程，已经逼近到这样一个历史拐点：从由数量建设为主转向有选择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应程度不一地退出纯市场化改革)、以市场质量建设为主即以提升市场竞争的公平与有效性为主；从泛市场化改革转向有选择的、有国家干预体系予以配套的、并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且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转向涵盖非经济领域的多元化的综合改革。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二
应该从西方理论、制度和科学技术大规模移植、引进和模仿：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历史大转折阶段。
西方先进的理论和制度是值得借鉴的。但是，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而借鉴、移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说及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成果，也要尊重理论移植和制度移植的原则和规律。第一，这种移植、兼容和融合，主要限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护带”层面而并非“硬核”层次；第二，应以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为前提，不能凡是合理的就能移植；第三，制度是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制度规则及其支持或“配套”要素这两部分组成的一个系统。能否进行有效的制度移植，在于这两者整体的协调配合。因此不能忽视制度的系统性，不能忽视隐性制度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谨防跨国移植诱发的非兼容症即社会有机体会因为移植外来“器官”而产生的“排异”现象。此即所谓“马头”不能安在“牛身”上的“严复悖论”，即单独移植西方的个别制度无济于事，而全方位地移植该制度赖以存在或配套的支持系统，又是不可能的。日本学者青木昌彦也指出，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说到底，这种外来制度规则与本国相应的“配套”要素之间的排斥反应，实质上是一国的基本制度(基础性制度安排)即制度环境与移植过来的新制度的矛盾或非相容性的表现。MBO引进所造成的国有资产大流失现象，就是一个典型。同时，要谨防实用主义接轨，即根据自身(或集团、企：业、部门、地方或局部)利益来挑选国际游戏规则。或者以国情和“中国特色”为幌子拒绝引进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国际游戏规则。
大规模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是必要的。而“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在一定层面上取得了成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大国的科技进步问题，并且滋生技术依赖症。而核心技术、设计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战略性产业核心竞争力、高科技人才、团队及其创新能力是不能假手于他人的。它们是藏身于全球化市场交换体系之外的。可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许多产业的发展实践基本上是按照下述思路走过来的：崇尚比较优势和木桶效应理论，按照市场给予中国的技术定位醉心于发挥比较优势，并不急于在技术上追求超越市场的进步，并且宣称要安心维持近20年打工经济地位；还以市场化改革为借口，反对政府使用国家产业政策来实现技术上的跨越式进步。据统计，2002年，欧洲、美国、日本三方专利中，美国占35.6%，欧盟占31.5%，日本占25.6%，中国仅占0.3%。我国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达到50%。可见，中国如果单纯依赖移植或亦步亦趋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是不能成为真正崛起的大国，只能沦为“世界加工厂”，“OEM大国”，或者扮演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加工产品的附庸经济、打工经济、外包经济一类的“躯干型国家”角色。
总之，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移植、启蒙、引进和模仿阶段。大规模的借鉴和移植已经走到尽头。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拐点，我们必须完成从启蒙型、模仿性移植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大跨越，从依附型经济转向自主创新经济，从“世界加工厂”转变为“世界工厂”、“世界办公室”和“世界实验室”，从躯干型国家走向大脑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的转变；并从西方经济理论范式、话语权和体制这种舶来品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创造中国自己的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才有望进人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里所说的创新型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理论、制度和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创新。
三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推崇以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或外贸导向型)为主体、并以投资尤其外资唱主角以及CDP至上的发展模式。应该强调指出，基于对外开放理念之上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从1978年排名第32位贸易小国上升为2005年排名第三的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已破一万亿美元，位居世界前茅。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近6600亿美元，已连续15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但是，问题也接踵而来，中国经济正日益形成一个依赖外资、外贸和外需以及制造业比重过大的结构。平均每年9%的增长中，外资驱动部分占1/3弱(2.7%)，中国外贸依存度现在接近80%，由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稳健的可继续发展的经济结构。此外，对外资给予一些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带来许多弊病。注重引进外部资本却对利用国内民间资本重视不够，没有充分发挥中国高储蓄率的优势，国内资本外逃现象极为严重等。尤其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并热衷于“用市场交换技术”，经济的较高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国内消费和R&D的贡献则很小。中国新增投资对CDP的贡献从2000年的35%，上升到了2006年的50%。目前我国的投资率已接近50%，每年生产出来的利润有一半又进人投资领域，而日本当年高增长时投资率也只有25%。投资比重过高，导致能源、资源消耗量大，环境污染加重，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我国最终消费占C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62%左右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1978年，家庭消费约占全部开支的2/3，而今天只是全部开支的2/5。中国只是供给意义而并非需求意义上的大国。中国的需求是“跛腿需求”，还不足以形成大规模的国内消费市场亦即大国型需求。而世界平均消费率高达78%-79%。国内消费率低迷已经危及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贸易)的平衡。
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业已进入一个关键的战略调整期。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一国崛起大体有五种模式：欧美型、拉美型、苏联型、俄罗斯型、东亚型。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东亚发展模式。但是，问题在于：小国可以搞外向型或外贸型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中大国能否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出口牵引型经济基础之上？
这种以投资、外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其特征是外生型、外源型、风险型和GDP嗜好症；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变幻莫测的国外市场和国外需求；易滋生外资依赖症、市场依赖症、经济依附症、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症、外贸挤压内需症、“出口依赖”与“引进依赖”并存症(一是抑制了民间投资潜力的充分发挥，二是导致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失衡症，以及破坏开放尺度与经济安全、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平衡，从而有可能掉人“出口陷阱”、“全球化陷阱”和“反倾销陷阱”。由于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靠外部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拉动而不是国内需求和消费拉动，所以很多结构性的矛盾、长期性的矛盾和总量矛盾、短期问题交织在一起。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未能使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从而酿成日本经济“失落的十年”的教训，仍值得中国借鉴。，因此，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促成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内需导向型生产部门与外需导向型生产部门、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引进来”与“走出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开放尺度与经济安全等一系列的平衡，采取与新时期中国内外经济平衡发展相匹配的对外开放取向、对外经贸战略和政策。
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已经进人一个关键的战略调整期，把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用作“现代化跳板”的机会稍纵即逝，主要由投资、出口、低端制造业以及劳动力与资本推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我们既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要从工业化初期以投资依赖、资源依赖和出口依赖和制造业依赖为特征的粗放发展模式和外贸拉动的东亚出口模式(要素的低成本、无视环境因素、低税政策起支撑作用)，逐步转换到以技术创新驱动、生产效益提高和内需拉动为主的、并且又好又快的增长模式上来，实现从外向型或出口拉动型经济以及投资主导型增长向消费主导型增长的转换，而最终形成那种旨在追求速度、质量和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内生型、内源型和协调型发展模式。
四
全球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结构性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社会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问题。从社会发展模式的大视角上看，中国改革开放已到达向纵深化、系统化和全面化发展的一个战略转折点，从增量改革、循序渐进、单点突进转向存量改革、全面推进和综合改革，即从单一的经济建设和市场化改革转向旨在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和谐社会的多元化综合改革，从而减少不协调成本，力求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平衡。这是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无法用哪一个西方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来进行诠释的。
在改革绩效的价值评判标准上，应该注重生产力发展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经济建设和其他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追求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否则，就导致以污染环境、耗竭资源、忽视公平和影响稳定为代价的跛腿社会而不是和谐社会，就不是“次帕累托改进”，而是以牺牲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李嘉图推进”。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地方，在于党和政府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应该对在改革过程和分配方式中吃了亏的农民、民工、下岗失业者等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直接地主动地支付转轨成本、改革成本亦即和谐成本，并把制定和落实关于社会和谐成本的方针、政策、法规、体制和战略系统化。在中国发展正遭遇“李嘉图推进”和“不公平约束”的背景下，中国应该适时选择把以人为本、注重公平作为突破发展约束的新的动力源，引领中国新一轮改革创新。
与此相适应，应该由单一CDP标准转向更为全面系统的综合评判标准，即由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由粗放的数量扩展型(CDP、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量等)转向质量优化型(国民总体福利、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多地注重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后者的目标是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推动政府转型、注重结构优化、提高增长质量、改进利益分配、提高居民消费率是现阶段首要的政策目标。而总的目标和衡量标准，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二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从而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