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明清时期的山西籍盐商，以善于经营、多富商而着称。

一

    明清时期盐行专卖制，获利甚厚，为商人争趋之业，而其中又以山西籍盐商为多，诸如河东盐区、长芦盐区、两淮盐区、四川盐区等，到处都有山西盐商的足迹。大体说来，山西盐商多由以下几种人构成：

    其一、势豪望族。这是山西籍盐商中势大财雄者。如明朝议大夫阎蹯楚之祖、之父，均以“太原望族，贾淮上盐筴”①。又如张四维和王崇古家。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今永济)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万历三年(1575)以吏部尚书东阁士人赞机务。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父，也是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官居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都是奔波一生，“足迹半天下”的商人。张四维共兄弟9人，四维为长，其三弟张四教从16岁开始经商，随其父从业沦瀛间，“治业滋久，谙于东方鹾利源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②，是非常能干的大盐商。张四维的四弟张四象，前妻王氏家也是商人。王氏去世后，张四象的继妻范氏，其家还是商人，其祖父范世逵在明初实施开中法时就经营盐业。王崇古的祖父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正，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先后在邓州、湖北襄阳、陕西、河南鲁山、甘肃张掖、酒泉等地进行贸易，积累一定资本后，贩盐于淮浙间。王崇古之兄王崇义则是长芦盐商。王崇古的伯父王文显也是长芦盐商。王崇古的长姐嫁给了沈廷珍，其长男沈江，是随其父活跃于扬越的盐商。兹将张四维、王崇古两家的经营盐业者列表如下：

 由表可见张、王两家及其姻戚，多为盐商，而张四维官居内阁大臣，王崇古是边疆大吏，这样的家族业盐，真可谓财大势雄。所以御史永郜春巡视河东盐池后说：“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郜永春所说之势要，就是指张四维、王崇古家而言③。

    其二、皇商。皇商即官商。在清代的官商中，以内务府的皇商资本最雄厚，与清政府的、联系最紧密，而其中又以山西介休范氏最著名。早在明初，范氏已在边塞地区进行贸易。历经七代，传到范永斗时已成为张家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商人。

清人关前，范永斗即充内务府皇商。顺治初年，正式入内务府籍。随着清朝统治在全国的建立，范永斗在其子范三拔的襄助下，利用皇商特权，插手盐、铜运销和对外贸易，势力越来越大，获利越来越多。从康熙到干隆初年，范三拔的儿子范毓馪、范毓[香+奇]、范毓[香+覃]，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清政府先后授范毓[香+覃]太仆寺卿、范毓[香+奇]布政司参政。范毓[香+覃]以武举累擢为正定总兵官等要职。范氏利用其皇商特权，曾经营长芦和河东盐。从干隆四十六年(1781)范氏破产的清单中，可知范氏在直隶、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都设有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斤的仓库④。

    其三、富商兼地主。如王履太、尉济美，老家都是山西人，“本北省富室，业盐淮南而家居”⑤。又如山西平阳府富室亢氏，据马国翰《竹如意》卷下载：“山右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数千，人以‘百万’呼之，恃富骄悖，好为狂言，时晋省大旱，郡县祈祷，人心惶惶。亢独[把“拖”的“扌”换成“讠”][把“拖”的“扌”换成“讠”]然，对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不难看出，亢氏是一个大地主。亢氏经营粮店、当铺，而且还是个大盐商。据记载：“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这两家都是“业鹾”起家⑥。亢氏在扬州业盐，曾与扬州“盐务商总”的安麓村齐名，有“北安西亢”之称，西亢即山西平阳之亢氏。

其四、一般商民。这种人包括家贫而业盐者，如前述王文显，其父原至教谕，官卑而贫，王文显为长子，翱翔长芦之域，最后卒老于盐场⑦。亦农亦商者。如薛论，大同府天城卫人，其家世力田以农致饶，兄耕弟贾，业盐于淮⑧。弃儒而贾者。如乔承统，山西襄陵人，系明季贡生，父乔养冲，中盐卒于扬州，承统遂弃儒而贾⑨。籍先人遗资业盐者。如杨近泉，振武卫人，“籍先人遗资，……挟数千金，装游江淮间”⑩。

二

    明清山西盐商，不仅足迹遍于国内各大盐场，而且多富商。在两淮，“向来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⑾。太原阎蹯楚之祖、之父，在“淮上笑盐，积贮丰盈”⑿。在长芦，如蒲商王文显，以盐商起家，“大室庐，备宾祭，毕婚嫁”⒀。清代山西介休范氏为长芦首富，拥有资本“百余万两”⒁。在四川、当地“充商者，不尽殷实之户，每有将所领之引，出售与山陕客民行销”⒂。在福建，据《福建盐法志》载：“官办各帮，本地商殷富者少，大半皆西商”。另外，从致富途径上看，有起边于商的，如蒲州人范世逵，“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积缗钱以万计”⒃。如洪洞人李映林，“财雄里中，起为边商”⒄。以贩运起家的，如临猗人阎天杰，“出应盐务，运发陕西长安、华阴两县，商事五年间，盈利数万。”⒅

    山西盐商何以多能致富呢?从经营之道上看，我考虑主要是：

    一为善于心计。如蒲商王文显，经商40年，为商“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致饶；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势伸缩”⒆。又如范世逵，“有心计，……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此可居也。……其趋舍，每发必奇中”⒇。再如蒲州人展玉泉，“虽居厘中，不切切计刀锥，凡废居迁易，内定于心”[21]。

    二为精于。如盐商张四教，“居业沦瀛间，识量益宏达，综计精确，不屑较锱铢，每年羡于人所不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栗布勾股商分等法，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谙于东方鹾利，源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末年，业用大裕，不啻十倍其初”[22]。

    三为父传子习。如展玉泉，“自其父时，以居沦瀛为业，玉泉方龆龀岁，因已从翁游焉。翁多画而善中，于时盐制方敦，诸近境类为它运司所侵，其滨海诸郡率私贩畿以右，又民善煮碱卤为盐，沦盐岁所发运不及额十之三四，诸贾人多去之，乃翁守其业不迁，仍付其子。近岁法制渐复，占沦盐者往往牟大利，诸贾人四方辐辏之，视昔时不啻十倍众矣，而唯展氏为世商，故蒲人谓教子不易，其业为有见也”[23]。

    四为不辞辛苦。如范世逵，幼服贾四方，时“商人占淮浙盐者，责令输栗甘肃、宁夏等边，给通关领引，而守支于淮浙，谓之飞挽。然自开中以及支给旷日延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眺朒，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此可居也。遂历关陇、度兰皋，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24]。

    山西盐商所获之利润，其去向主要有四个方面：甲、奢侈挥霍。如盐商张四教，“襟度旷达，乐施好义，当其义气所激，即挥置千金不顾”[25]。盐商亢氏，康熙时《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两”[26]。乙、购置土地房屋。如前述盐商范世逵，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积缗钱以万计。又如张四维的祖母很疼爱次子张遐龄，临终嘱托长子张允龄说，遐龄不善生计，希望兄长能给予帮助。后来，张允龄便给了张遐龄一座庄院，让他靠土地过着悠闲的生活。可见张氏土地不少。张氏是大族，分居京师、蒲州，两地都有不少房宅。张允龄晚年因思念故乡，离京回原籍居住，特在城东十里新建别墅一座，院中花卉四时皆开，颇具规模。再如盐商亢氏，为“晋商魁首，家临汾，宅第连云，苑如世家”[27]。据《扬州画舫录》载：“亢园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丙、投资它业。据清朝《军机处录副》载“晋省民人素善经营，从不肯将银钱闲贮在家，自(河东盐池)裁商之后，即将资本另行营运，或赴别省别图贸易”[28]。大体说来，明代山西盐商资本多用于盐粮贸易。入清以后，经营范围逐渐扩大，兼及绸缎、皮毛、木材、洋铜、茶叶等。如乾隆《陕西周至县志》卷9载：“行盐贩木及开张绸缎、皮革皆属晋人。”丁、捐助饷款。这种款项以清代特别是清季居多。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29]。这种捐输，一种是用于军事方面。如雍正时，清兵出征西北，山西盐商范氏一次捐输银44万两，一次捐输262万[30]。山西介休人张英，主要经营河东盐，乾隆时捐输银14000两，助金川军需；嘉庆时又捐银2万两，以理军资[31]。另一种捐输是恭逢皇帝巡幸。清朝皇帝经常去五台山巡幸，山西盐商只好“情殷报效，愿备赏银”。政府对捐输助饷的商人，给予奖赏，以资安慰。如太谷县盐商程凤南，“出囊中资，捐饷增课，力助军需”，“给九品顶带，以示特奖”[33]。实际上这种捐输带有强迫性，常使商人视如猛虎苛政，以至嘉庆帝也感到这种横征暴敛有可能“激成事端”，告诫地方官员要妥善办之[34]。戊，其它方面。诸如修路筑桥、祠庙义学、助赈义行等。运城盐池的姚暹渠，即由盐商捐银浚治[35]。

   以入阁。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山西盐商的破产，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由于自身经营不善所致。二是由于封建政府干预，直至查封家产，判罪入狱。例如：盐商朱立基，山西凤台人，捐纳布政司经历，长芦盐商米立基，曾经营母舅王堂之常茂号。干隆二十五年(1760)，王堂接办内务府引地永庆号盐务，又由朱立基代办。由于常茂号本银早已用完，朱立基就将永庆号银两盐包陆续挪在常茂号营运，3年共享银91600两。干隆二十六年在河南的厂店盐仓被水淹没，亏折成本，兼之近年一切运盐需用绳斤、席片、车船脚价升值，卖价不敷运本，连年亏缺，常茂、永庆二号共折银25万两。干隆二十七年冬，经营期满，另换新商，成本帑课亏折，底里尽露，以至参追。政府一面将朱立基等家产并在外贸易资财等项封查，估价值银16万两，尚欠银9万两。同时将朱立基革经历衔，发附近充军，到配所杖一百，对其伙友也给予不同程度处分。另外，对所欠帑银，由曾经投资列名者王得宜包赔3万两，由刘运宏等11个保人包赔6万两[36]。

从此案不难看出，当商人亏欠政府帑利引课时，政府不仅要查封财产，追回损失，而且要治罪。所谓帑利是指帑本和利息。清代的帑本有二：一为皇宫内务府贷出的资本，称内务帑本；一为由地方官衙借出的资本，称京外帑本。政府通过发放帑本，从盐商处获取巨额的生息银两。尽管帑息制度最初对盐商等集资金有一定好处，但是，法行弊随，仍然逃脱不了封建政府对盐商的高利贷剥削。特别是乾隆以后，出现了盐商既要偿还帑本，又还要报销捐输的状况。而政府方面却将盐商报销捐输之款又作为帑本再交盐商经营，同时还要付这一帑本之利息。盐商原有的资金，无形中变成了政府的帑本，并要付政府利息。这种帑本不仅对盐商毫无帮助，反而成为盐商的沉重负担。结果导致“商力因之疲乏，两淮、河东尤甚”[37]。特别是在引盐滞销时，就使盐商陷入了负债累累的境地。而封建政府对拖欠帑息的容忍也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政府为了财政收入，就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严重亏欠课帑的盐商抄家清产，最后导致盐商破产和身家复败[38]。这也就是曾经动辄数十万银两的朱立基盐商集团，最后彻底垮台的原因。

三

    明清山西盐商，尽管出于生计和致富之需，下海经商，但从其心理上，由于受封建以商为末业和传统的儒学，并不以商为荣，而是重仕轻商，追求仕宦，这样就形成了如下几个心理特点：

    1．轻商重儒观。如盐商王文显之父，官教谕，职卑而贫。文显兄弟5人，文显为长，四个弟弟均望文显而立，以是文显弃儒就商，最后以商致富，为王氏之兴立下汗马之功。可是其父告老返家后，由于轻商思想作怪，首先让长子王文显分家出去，使文显大受刺激，悲作《五噫歌》，歌词中有“朝人扫除兮，出而暮思噫，清风飘裳兮，明月鉴之噫；古有履霜兮，实获我志噫”。其父听到此歌后，有所悔悟，父子才和好如初。当文显弟王珂举于乡时，其父高兴地说：“兄商而利，弟士而名，乃吾今何憾矣”[39]。又如盐商杨近泉，虽为两淮盐笑祭酒，却“独喜与士子游”，当其子杨恂举于乡时，杨近泉在淮上闻捷，掀髯喜曰：“夫我乃不以儒显，儿子以儒显矣，尚何事贾，即日弃资斧北还，与乡老结社觞咏为欢”[40]。再如盐商沈廷珍，“经商所至，必携小学通鉴，时诵习之，遇事辄有援证，工楷书，喜为近体诗”[41]。

    3．义儒经商观。盐商王文显的观点最为典型，他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所以善商者，身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44]。

    4．积德行善观。如山西襄陵人乔承统，父中盐卒于扬州，承统弃儒而贾。承统弟得罪两淮盐督，亡去，追捕甚急，承统挺身而出，就狱，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产予弟。顺治二年(105年)，清兵南下，令军中所俘妇女，其家愿赎者，可放归。承统闻故旧女子多俘在中，乃遍访诸营，倾囊赎以归其家[45]。又如临猗人阎天杰，经营盐业五年，盈利数万，旋辞商归家，倡修庙宇，周济苦民，每于岁暮，设施饭衣，终身不倦[46]。

通过以上对明清山西盐商构成、状况、心理状态的，笔者认为：鉴于盐是一种专利品，获利大，以至连皇室族人也插手其间，所以在山西盐商中，势豪望族大地主不乏其人，他们上下勾结，左右盐业，从中谋取暴利，至于一般商民只能拾其残羹。从山西盐商的过程看，他们大体是：(1)以盐商起家，登上仕途，利用权势，支持其商业；(2)利用先人遗产遗资，投资盐业运销，增殖资本；(3)通过盐业与其它商业互相支持，互为补充，扩大财富。山西盐商的成功，除了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和本省拥有运城盐池的条件外，他们善于经营和不辞辛苦，也是成功之道。但由于当时的主要是自然经济的格局，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以致他们虽然集中了一些资本，却不能投资于生产事业，其资本一部分被他们挥霍掉，一部分购买了土地，一部分被捐输助饷。加之，由于受封建文化的束缚，他们在心理上追求的是仕宦儒学和封建伦理道德，这种由商人到仕宦之途，而不是由商到工的道路，可以说是明清商人的悲剧。究其原，还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低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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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阎古古全集》卷6。

②⒃⒇[21][22][24][25][41]《条麓堂集》卷28。

③  《明史》卷219，张四维传。

④⒁  见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载《》1981年第3期。

⑤  《扬州画舫录》卷2。

⑥  《骨董琐记全编》卷3，富室。

⑦⒀⒆[39][44]《空同集》卷44。

⑧  乾隆《大同府志》卷29。

⑨[45]  同治《两淮盐法志》卷43。

⑩  《复宿山房集》卷26。

⑾  《从政录》卷2。

⒂  《四川盐法志》卷32。

⒄  《受祺堂文集》卷4。

⒅[46]  光绪《猗氏县志》卷上。

[23][42]  《条麓堂集》卷23。[26]  《荣香室续钞》卷7。

[27] 《康熙等南巡秘记》。

[28]  伯麟《为增定禁截口盐章程并缓筹官办池盐先行详议由》，嘉庆九年五月初三日，存一档案馆。

[29] 《松龛先生全集》卷3。

[30] 《清稗类钞》第5册。

[31] 《定阳张氏族谱》。

[32]  见拙稿《五台山行宫的修建经费与山西商人》，载《五台山研究》1988年4期。

[33]咸丰《太谷县志》卷7。

[34] 《清仁宗实录》卷71，嘉庆五年七月甲辰。

[35]  见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2。

[36]  见《军机处录副》高城《审拟朱立基等如罪由》，存一档案馆。

[37] 《清史稿》卷123。

[38]  见刘德仁、薛培《略论清政府对盐商的控制与作用》(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43]  嘉庆《江都县志》卷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