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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愚公会成为中国人的榜样？ ——中国传统

2017-09-28 06:16 　　    摘要 1人力 11体力 12智力 13智与力 2人和 21君与民 22主与客 23父与子 24人与神 25邻与我 3人力与人和：德、智、体的轻重 4传统文化与 摘要（ENGLISH ABSTRACT） 
摘要 
古代农学家在探讨农业技术的同时，也不忽视对于掌握技术的人的认识。他们认为，天、地、人三才之中，人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人的因素又是由“人和”及“人力”构成，人和需要靠道德来维系，人力又包括智力和体力两个部分，于是三才中的人又可分解为德、智、体三个方面。本文就传统农学中有关“力与勤”、“智与善”、“脑与体”、“和为贵”、良农的“选与用”、“家庭”，“邻里”等与对人的认识有关的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进一步讨论了这种关于“人”的认识对于中国传统农业及科学技术的。文章认为，传统农学理论在关于人的认识方面，虽然认识到了“智力”或“知识”的作用，但尊重知识并没有成为一种的共识。重体轻脑，重德轻艺的片面认识，阻碍了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体力和道德的作用。全文穿插着对于古代寓言愚公移山的解析。 
关键词: 德、智、体、人、愚公、传统农学理论 

愚公移山，是《列子·汤问篇》中的一则寓言，说的是愚公因太形、王屋二山阻碍出入，想把山移平，却遭到其妻和河曲智叟的质疑和嘲笑，但他不为所动，每天挖山不止。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闭幕词就以《愚公移山》为题，并引述了这则寓言， [i]后来这个闭幕词连同毛泽东的另外两篇文章《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尊奉为“老三篇”，广为流传，以致家喻户晓，愚公成为全中国人的楷模，时至今日，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的口号乃至于流行歌曲仍不绝于耳。愚公何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农学理论有关“人”的认识中去寻找答案。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中国古代所谓“科学家” [1]和近代科学家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古代科学家在探讨的同时，也极为关注社会，并将自己对人与社会的认识写进著作之中。史家司马迁有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在究天人之际方面，古代科学家和学家似乎并没有区别。这一点在古代农学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农学家在探讨农业技术的同时，也不忽视对于掌握技术的人的认识。这大概与农业自身的特点有关。农业不仅是自然的再生产，也是社会的再生产。同时也与李约瑟博士所称的中国传统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有关。 [2] 
科学史家更多的是关注历史上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但却忽视了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对于自身的认识，并且这种认识反过来又影响到自然的认识。作为中国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农学理论对人又是如何认识的？这种认识对于中国农业技术，乃至科学与社会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探。 
1 人力 
传统农学理论认为，人是农业生产的三要素之一。“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那么，人又是凭什么来参与农业生产的呢？人在进行农业生产时，首先要用到的便是力。力为象形字。甲骨文字形，象耒形，有柄有尖，用以翻地。用耒表示执耒耕作需要花费力气。所以引申为气力的力。把力（或农具）作用于土地或作物上，称为“力地” [3]、“力田” [4]、“力穑” [5]、“力农” [6]。力是人存在的反映，也是人存在的依据。战国初年墨翟指出，人“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墨子·非乐》）。《国语·晋语》也说：“庶人食力。”力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要素之一。《左传·襄公十三年》：“小人农力以事其上。”《管子·八观》曰：“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夫财之所生，生于用力。”汉晁错言：“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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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体力 
古人所谓的“力”，尽管其中有有智力的参与，但更直接的表现为体力（physical strength）的付出，即身体肌肉收缩或扩张产生的效能。所以《管子·八观》又说：“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身与心相对，劳身指的是体力的付出，劳心指的是脑力劳动。《说文》对力是这样解释的，“力，筋也。像人筋之形。”而筋又解释为“肉之力也”。可见最初的力，指的是体力。 
体力有大小强弱之分，行动也有快慢迟缓之别。《管子·山权数》说：“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权，即表示长短、多少和大小。农业生产首先表现为是一种体力劳动，身强力壮是对劳动力的基本要求。墨翟认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墨子·非命》）。《韩非子》说：“力田疾作”（《姦劫》）、“强力生财”，指出“民以力得富”（《六反》）、“能越力于地者富”（《心度》）。
力作用于农业生产表现为耕耘、播种等具体的农事活动。《左传》昭公元年载晋赵武言：“譬如农夫，是穮是蔉，虽有饥馑，必有丰年。”这是说，虽然有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但只要农民坚持精耕细作，就一定能获得丰收的年成。在这里，已把争取丰收的基点放在人自身的努力上。 
农民投入农业中的力，在时间上有长短，工夫上有大小。时间长，工夫大称为“勤”。“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勤要求人们：“日夜思之”、“朝夕行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子产语。），办法是“强从事”，即延长劳动日（“蚤出暮入”、“夙兴夜寐”）和增加劳动强度（“竭股肱之力”），做到“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吕氏春秋·上农》）宋人真德秀将“良农”的标准归纳为一个“勤”字，“勤而不惰，是为良农”。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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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以勤劳著称于世。曾在中国乡村生活过多年的美国人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就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中国农夫的‘勤垦勤种’怕很不容易找到一国对手。 [iii]中国农民的勤劳主要表现在，劳作时间长，起早贪黑，早出晚归，男女老少齐上阵，以儿童为例，明恩溥提到中国孩子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干农活，有用的话，就连非常小的孩子也不能闲着。 [iv]也许是出于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清代农学家张宗法首先对农女缠足恶俗说不。 [v] 
与勤劳有关的就是耐性。没有耐性的人干起活来总是虎头蛇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不行的，因为作物必须经过春生、夏长的，这对于没有耐性的人是不成的。战国时的长梧封人现身说法：“昔予为禾稼，而卤莽种之，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减裂之，其实亦减裂而报予。予来年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庄子·则阳》）这种经验，使中国人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愚公及其子孙们就极具耐性，当他们开始移山时，“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7]。愚公是一年到头才回过一次家，相比之下，大禹的耐性更好，他在外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铁杵磨成绣花针更是家喻户晓的典型。耐性之好也成为中国人的一大特性，（[3]，第248-249页）这也是中国勤劳的一个表现。 
1.2 智力 
勤的目的就在于多劳多得，“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损亦如之”（《汉书·食货志》）。但现实情况中，人们发现同样的勤劳程度，所获得却并一定相等。因为投入土地的劳动力时间和工夫不仅有长短、大小之分，更有好坏之别。“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荀子·王制》）善的标准在于事半功倍，农业上称为“用力少而得谷多”，学称为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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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以勤为本”的前提下，如何以少的劳动力投入，取得更大的收益也是中国农学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氾胜之书》中就一再提到：在适耕期“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以时耕，一而当四；和气去耕，四不当一。”“此一耕而当五也。”“五月耕，一当三。六月耕，一当再。若七月耕，五不当一。”《齐民要术·种谷》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又说：“凡五谷，唯小锄为良。小锄者，非直省功，谷亦倍胜。大锄者，草根繁茂，用功多而收益少。”看来古人在认定多劳多得的同时，并不排除对少劳多得，事半功倍的追求。 
何以尽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改进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陈旉曰：“器苟不利，未能善其事者也。利而不备，亦不能济其用也。”“凡可以适用者，要当先时预备，则临时济用矣。苟一器不精，即一事不举，不可不察也。”（《陈旉农书·善其根苗篇》）中国历史上许多农业技术和工具的发明与改进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汉代发明的耧车，将开沟、播种和覆土三合一，使一人一牛一日可种一顷，而没有采用耧车的辽东地区，两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 [vi]汉代赵过推广代田法，也取得了“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效果。（《汉书·食货志》）唐代王方翼创造的耕地机械，能使“力省而见功多”，以致“百姓赖焉”（《新唐书·王方翼传》）。宋代踏犁之用“可代牛耕之功半，比钁耕之功则倍。” [vii]秧马的使用则“较之伛偻而作劳者，劳佚相绝矣。”元代创制下粪耧种，“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尤巧便也。”又发明了畜力中耕的耧锄，“止一人轻扶，入土二、三寸，其深痛过锄力三倍，所办之田，日不啻二十亩”；“朝来暮去供千垅，力少功多限一牛”。用于水田中耕的耘荡，“既胜锄耙，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兼倍。”辊轴“几倍薅耘可并功”。用于收割的推镰，“子既不损，又速于刀刈数倍”，钹“功比#镰十倍多”，“麦钐用于割麦“比之刈获，功过累倍。”燕赵间创的榨没法“比镬炒及舂碾，省力数倍”。水击面罗“筛面甚速，倍于人力。”槽碓“代人工力不须佣。” [8]还有自春秋战国以来，对于畜力、水力、风力等的运用，都对于减少体力的付出，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积极的作用。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工具的改进又离不开科学技术知识。以灌溉工具为例，春秋时期，子贡见一丈人抱甕出灌，用力甚多而见功寡。于是向他推荐使用桔槔，桔槔虽然简单，却巧妙地运用了杠杆原理，取得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的效果。（《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唐宋以后，翻车和筒车（水轮）两种更为高效的灌溉工具得到广泛的运用。但人们对于筒车的评价却比翻车要高得多。原因是翻车需借助于体力，而筒车完全是用水力来推动的，因此，有诗赞说：“江南水轮不借人，智者创物真大巧” [viii]，把创造筒车的人则被称为“智者”。更有人主张把筒车推广到江浙去。 [9]从宋人对于翻车和筒车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意识到通过智慧去创造先进的工具，从而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智慧在一些简单的工具上也能体现，《王祯农书》提到一种非常简单的工具“搭爪”，用它来钩起禾把，要比单纯用手快得多，搭爪使手的力量得以延伸，而促成这种延伸的是人的脑力，因此称之为“智胜力”。书中将镫锄、耘荡、薅马、筒车、水转翻车等予以高度赞扬，认为“智力取之”，“绝胜人力，智之事也” （筒车），“其殆人智事欤”（水转翻车），诗赞“物兮多变通，执一岂云智？”（镫锄），“岂知创物利于民，独有老农真智者”（薅马）。 
对善的追求必然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善在于投入少，收入多。何以做到少投入，多收入？《韩非子·难二》云；“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顺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紝，则入多；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若天事，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入多。”这里的所谓“慎阴阳之和、顺四时之适”、“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等都属于科学技术的范畴，也就是知识和智力的范畴。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唐宋以后，知识更受到尊重，韩愈有诗曰：“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 [ix]特别是一些受过，又不得已而从事农耕，但体力不如老农的读书人，对于知识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有更深的体会。《齐民要术·杂说》：“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若昧于田畴，则多匮乏。只如稼穑之力，虽未逮于老农；规画之间，窃自同于后稷。所为之术，条例后行。”这里的“昧于田畴”，并不是指不参加农业生产，而是指不懂得农业生产。明代马一龙在切身感受到农民不懂得农业的道理，而导致的事倍功半的情况下，提出：“力不失时，则食不困。知时不先，终岁仆仆尔。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逾力者，虽劳无功”。又说：“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功倍，知其可不先乎？故儒者之学，亦必先于致知，否则发不中节，其缪千里，劳而无功者，以足仆仆之义。”（《农说》）把知识的重要性提到高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使人觉得农业生产绝非一个“勤”字了得，还必须具备相当的知识，否则盲目蛮干只会劳而无获。 
知识源于读书。清农学家张宗法提出了“牧童效读”的主张，认为农家子弟“亦须识字一二”，他还引用李燔的话说：“读书不必仕宦为职事，才有功业。但随力及物，皆功业也。”也就是说，读书不必为了做官，他对于提高人的素质也是有益处的，就农民而言，“识字一二，记家用数目，免画壁之横直；看宪书、节气，省屈指之轮流。”于是，他提出“须使童子就空入学以求师。” [x] 
唐宋以后，有此种认识的人不在少数。很多读书人由于早年没有种地的习惯，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决定经营农业的时候，都要首先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即便他们并不打算亲自下田作业。陆世仪说：“予素孱弱，又城居，不习田事，不能亲执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 [xi]张履祥说：“予学稼数年，谘访得失，颇识其端；而幼不习耕，筋骨弗任，雇人代作，厥功已疏，自非讲求精审，与石田等耳。” [xii]在认真研读了《沈氏农书》之后，加上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写成了《补农书》。丁宜曾也在改计务农之后尽心访问，随时记录心得，又前代的农书，钞录几个亲戚的著作，写成《农圃便览》一书。 [xiii]杨一臣对农业下得功夫更大，“虽极细事，亦必躬亲历试，期得当而后快。以故茀丰种茂，有相之道，乡之老于陇亩者，咸愧叹弗如，帖然心服。” [xiv]在留心农事方面，杨双山的事迹最值得一提。双山自髫年即抛时文，矢志经济，有见于关中地区不种棉麻、也不种桑养蚕，他曾试种棉花和苎麻，但“殚思竭虑，未得其善”。其后读《诗·豳风·七月》认为陕西可以种桑养蚕，于是博考各种蚕书，博采众长，又访问各地栽桑养蚕的经验，亲自试验，找出了一条在陕西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将积累了十三年的经验，写出了一本蚕桑专书《豳风广义》。他还建立“养素园”，作为树艺、园圃和畜牧的、教学和实践基地。他“身亲其事，验证成说，弃虚华之词，求落实之处，获得实效，即笔文于书。”这已不是象陆世仪那样“稍欲涉猎其事”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研究。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对于知识的尊重，促进了农学的深入发展。唐宋以后，农书数量的迅速增长，据对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的统计，从先秦到民国17年有农书542种，其中90%都是唐宋以后出现的，这自然与印刷技术的进步有关，但农学的进步显然与士人对农学知识的尊重与孜孜探求有关。唐宋前后农学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其中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对农具重视，出现了《耒耜经》、《农器谱》、《农器图谱》等重要的农具著作。一些农书中也有关于农具的专篇，如《陈旉农书》中的“器用之宜篇”。二是以前的农书只注重技术说明，唐宋以后的农书更注重理论的阐述。一些著名的农学理论，如地力常新壮论、粪药说、风土论等都是唐宋以后出现的。这一些表明当时对于人力有了新的认识。 
1.3 智与力 
力分为体力和智力（脑力），二者孰轻孰重？在马一龙看来智力的重要性显然要胜过体力。但是，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和提倡勤谨，强调身体力行相比，改进工具和技术，乃至于有关自然的探索始终放在次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对体力的重视要胜过对智力重视。 
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这段话中，“孰与”二字前面的话，说的是用智，而后面的话，说的是用力，整段的意思，归结为一点，即用智不如用力。《孟子·公孙丑上·第一章》引齐人之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智慧和镃基（农具）指的是科学技术，而乘势和待时则属于体力和耐力的付出，意思是说，科学技术不如体力付出。种种教条，都是要求人们少一些空想，多一些实干。这也就难怪“杞人忧天”， [10]常常用来比喻不必要的忧虑；而“拔苗助长”则用来比喻不顾事物的发展规律，急于求成，想偷懒，反把事情弄坏。 
在古代思想家看来，重视体力，轻视智力，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是维持统治的需要。因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吕氏春秋·上农》）朴，即朴力而寡能，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样的人最好统治，故《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第六十五章）又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第三章）孔子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下愚不移”。反映在用人上，就是“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xv]一个愚蠢的农民，他除了夙兴夜寐，下地干活之外，一无所知。上虽然也出现了不少的农书，且这些农书在客观上有助于传承农业技术知识，但并不表示对于农民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视。贾思勰在提到著述《齐民要术》的宗旨时说：“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要“闻之有识”，因为家童未必知书，即便知书也不敢嗤笑主人，因此，“览者无或嗤焉”实在是不打自招。相比之下，陈旉就要坦白得多，他在《农书》序说：“自念人微言轻，虽能为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于人者，以利天下之心为心，庶能推而广之，以行于此时而利后世，少裨吾圣君贤相财成之道，辅相之宜，以左右斯民。”显而易见，这样的一些农书并不是为农民写的，并非是尊重知识的表现，而是出于上的考虑，或者是某些落地秀才自身生存的需求。 
农书并不是给农民读的，因为传统中国的农民大多目不识丁，他们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主要是通过自身的经验积累，父子兄弟的言传身教而代代相传，没有“文字下乡”之必要。 [xvi]传统中国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对立的，其分工非常明确，“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孟子·滕文公上》）。农业乃食人之事，从业者劳力之外，用不着劳心。而劳心者所钻研的也不是与小人之事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而是与大人之事紧密结合的与社会政治有关的学问。孔子的樊须就曾因提出学稼、学圃而被讥为“小人”。为了远避小人之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大都与农业保持距离。因此，看得懂农书的人也不一定读农书。这样就使传统农书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尴尬局面，该读的读不懂也买不到，读得懂又买得到的又不该读。中国古代官员有每年春二月时下乡发布劝农文的习惯，可是他们发布出去的劝农文“行行蛇蚓字相续，野农不识何由读？” [11]偶尔有一两能识几个字，也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已分镂板随人看，闻说今年僻字稀。”尽管官员们绞尽脑汁用一些平易浅近的文字和语言，但还是起不到劝农的作用，视为“文具”并不过份。尽管天、算、农、医被视为四大传统学科，但农书的数量并不多，与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和众多的文化典籍相比是极不相称的。 
传统社会对于每个农业生产者的一个基本要求，也就是惟勤力而已。本来农业生产中，天地人三者缺一不可，荀子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荀子·富国》）但是，如何才能“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呢？荀子又说：“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元代有一首“芟麦歌”，说：“田家食力不食智，麰麦年年勤种莳。”（《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麰麦门》）这些显然强调的是体力而不是脑力。 
愚公就是一个“重体轻智”的典型，他从来就没有象他的妻子和河曲智叟一样去考虑移山的可行性。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而智叟也笑而止之曰：“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而在愚公看来，这些都是不用考虑的，只要自己每天挖山不止就行了。 
《齐民要术·序》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一个“勤”字。而这里的勤，指的是勤动手动脚，而不是勤动脑。从文中所引述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力能胜贫，谨能胜祸”，到“是故禹治水，以身解于阳盱之河；汤由苦旱，以身祷于桑林之祭……神农憔悴，尧瘐癯，舜黎黑，禹胼胝。由是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勤，思虑不用，而事治求赡者，未之闻也。”这里虽然提到了“思虑”二字，但从所举例子来看，主要指的是体力的付出。体力付出愈大，表明越勤奋。《齐民要术》中有这样的谚语：“智如禹汤，不如尝更”，尝更，一作常耕。意思是说，即便有象禹、汤一样的智慧，也不如勤力耕作。更何况对于常人来说，智慧远不如禹汤，就更加需要以勤为先。即所谓“勤能补拙”，以体力来弥补脑力的不足。即相当于后来所说的“大干、苦干”。多花工夫就能多打粮食。农业收成，与勤惰密切相关。“惰者釜之，勤者锺之”。 [xvii]进而出：“凡种田总不出‘粪多力勤’四字”（《补农书·卷上·沈氏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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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体力轻智力的倾向，在中国历史上的劝农活动中也得到了反映。古人既已将“勤”视为农人第一要求，同时也认识到“好逸恶劳，常人之情，偷惰苟简者，小人之病。”（《陈旉农书·稽功之宜篇第十》）如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来就被视为是中国农业管理中一个关键性问题。秦国“急耕战之赏”，汉代设“力田”之科，目的在于鼓励农民勤于耕作。贾思勰说：“庸人之性，率之则自力，纵之则惰窳耳。”（《齐民要术·序》）何以率之？陈旉提出“稽功”和“念虑”的主张。“稽功”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提出来的，指出管理者要懂得“稽功会事”，“以明赏罚”，通过奖勤罚懒的办法，来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念虑”则是从生产者的角度提出来的。要求生产者的一思一想，一言一行，都要围绕着农业生产来进行，不要因受外来的而见异思迁。“稽功”和“念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勤”，而勤是否达到就要看领导。宋元时期人们认识到“人之本在勤，勤之本在於尽地利，人事之勤，地利之尽，一本於官吏之劝课。” [xviii]劝，即是鼓励；课，就是考查。中国历史上，从天子亲耕，皇后亲蚕，到循吏劝农，无非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勤于生产。他们只是要农民埋头苦干，至于如何如何干，为什么要这样干却从来不提，其实自己也未必知道。宋元时期的劝农文就是一个典型。说教多，有实质技术少。许多劝农官吏，只会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王祯就曾对那些只会作官样文章而不懂技术的所谓“劝农”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12]
2 人和 
重体力，轻智力的结果，使得人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中国历史上尽管早就提出了“人力胜天”的口号，但从古至今中国农民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正常年景也只能维持温饱，一有灾害，便四处逃荒要饭，以至易子而食，战胜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以致被西人视为“饥荒之国度”（ Land of famine）。 [xix]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更加认识到了“人和”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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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人和？《说文》口部：“咊（和），相譍（应）也。从口，禾声。”可见“和”字的原初意义是应和之意。古人又云：“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他，就是不同的东西，包含着差别、对于立之意；平，是平衡，包含着平衡、和谐之意；和，就是把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平衡、和谐、统一。晏婴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烊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左传·昭公二十年》）人和就是把不同的人联合起来。 
愚公在决定移山之后，“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显然，愚公并不是打算他一去完成移山的任务，而是要动员全家人的力量共同去完成任务。常言道：“人心齐，泰山移”，“团结就是力量”，它所强调的就是“人和”，今又称“统一战线”。 
中国传统的三才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孔子曰：“和为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何以人和是最重要的呢？古人是从人力的角度，来强调人和的重要性的。《荀子·王制》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分义也。”就是说的力量比不过禽兽，可禽兽却被人所利用，原因就在于人和（即众人的合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的力量（体力和智力）是有限的，只有将有限的力量联合起来力量才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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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中，也以人和为贵。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兼农学家陆世仪曰：“天时、地利、人和，不特用兵为然，凡事皆有之，即农田一事关系尤重。水旱，天时也；肥瘠，地利也；修治垦辟，人和也。三者之中，亦以人和为重，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假如雨旸时若，此固人之所望也，然天可不必，一有不时，硗确卑下之地，先受其害。惟良田不然，此天时不如地利也。田虽上产，然或沟洫不修，种植不时，则虽良田无所用之。故云买田买佃。此地利不如人和也。三者之中，论其重，莫重于人和，而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论其要，莫要于天时，而地利次之，人和又次之。故雨旸时若，则下地之所获，与上地之获等。土性肥美，则下农之所获，与上农之获等，劳逸顿殊故也。然使既得天时，既得地利，而又能济之以人和，则所获更与他人不同。所以必贵于人和也。” [xx] 
“人和”概念的形成，表明在“三才”理论中，“人”是被作为群体对待的。它不但看到人的自然性，而且看到人的社会性，懂得通过调整社会关系以充分发挥人类群体的力量。这是“三才”理论所包含的整体观的一部分。重视整体（在一定意义上，个体被相对忽视）正是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之一，而这一特点正源于农业。 
2.1 君与民 
农业生产首先表现为体力劳动，强调“力勤”比较好理解，做起来也相对容易，只要努力就行了，但是人和则不同，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如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传统社会中思想家所考虑的问题之一。 
在荀子看来，要发挥群体的作用，使各个单个的人的分散的“力”变成强大的“合力”，就必须做到“义”和“分”。分，指的是分工；义，指的是公平合理。只有公平合理的分工，才能使群体和谐一致。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在农业社会里，社会分工主要是由土地所有制来决定的。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形式的土地所有制，即国有制和私有制。春秋战国以前，土地国有制较为普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当时人们在考虑农业生产中的人和问题时，主要涉及到土地所有者君与土地使用者民之间的关系。周公作《无逸》，提出“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周公还批判了“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之辈，而赞赏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尚书·无逸》）周公的主张与后来许行、陈相的主张有相同之处，许行等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但是，并耕的主张遭到了孟子的反对。孟子认为社会有分工：“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所谓大人之事，就是治理国家，而小人之事就是从事生产，“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但如何来使小民安于生产，孟子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尤其主张“不违农时”，保护自然资源。（《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的主张更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中国历史上，大人和小人、君子与野人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工，尽管历史上存在藉田之礼，但不过是君臣并耕的一种象征而已。重农劝农是中国历代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传统农学的一项基本内容。《陈旉农书》中有“稽功”一篇，指出各级官吏必须通过考查农民的农业生产成绩，借以奖勤罚懒，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之人倘不知稽功会事，以明赏罚，则何以劝沮之哉”。《王祯农书》有“劝助”一篇。劝，即陈旉据说的“稽功”，要求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农民自身的切身利益挂起勾来，做到奖勤罚懒。但仅仅是“劝”还是不够的，因为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除了主观上的原因以外，还有客观上的条件，如农民想及时播种，却缺乏种子，生产照样不能进行。因此，王祯认为，劝之外，还须有助。“古者，春而省耕，非但行阡陌而已；资力不足者，诚有以补之也。秋而省敛，非但观刈获而已；食用不给者，诚有以助之也。”进而提出了“爱民”的口号。以此来得到农民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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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主与客 
春秋战国以后，土地国有制遭到破坏，土地私有制日趋盛行。特别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废井田、开阡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以致“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 《汉书·食货志》）地主将土地出租，或请人耕种，形成了租佃关系或雇佣关系。地主凭借其土地所有权取得收入，庸客或佃户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 [13]客户成为生产的主体，他们生产的好坏，不仅影响到自家的收成，同时也影响到主户的收益。 [14]因此，主户对于客户是有选择的。 
选择良农也成为中国传统农学的内容之一。张履祥对择良农的重要性有这样的一段论述：“用人一道，自国与家，事无大小，俱当急于讲求。种田无良农，犹授职无良士也。”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够得上良农的标准？首先要看年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说：“赶牛耕田的应是个精力旺盛的40岁的男人，让他一餐吃一个可分为四大块或八小块的面包。他能专心干自己的活儿，使犁沟笔直，不盯着同龄的伙伴而会把心放在活儿上。播种的人年龄不能比他小，否则会浪费种子。因为比他更年轻的人会因看着伙伴而魂不守舍。” [xxi]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给出良农的确切年龄标准，但却一致看好“老农”。孔子曰：“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齐民要术》说：“询之老成”，《天工开物》有言：“谨视天时，在老农心计也。”农字前面加一老，老成为“有经验”的标志。元代至元七年所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即规定“高年晓农事”为村社社长人选的标准。求医问药也是如此，今天一些准备去看中医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赶上一个老中医。而寓言“愚公移山”的主人北山愚公者，正好是一个“年且九十”的老人。 
何以老会成为良农的标准？尊老何以会成为我们的传统？从前面有关人力的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农业中存在重体力轻智力的倾向，这种倾向阻碍了农业科学的和传播，每个农业生产者的技能主要是依靠长期的实践经验中得来，而不是靠短期的得来，因此，经验愈丰富，知识愈多，年老也就成为经验丰富的标志。中医也是如此。另外，年长除了经验丰富之外，性情也比较稳定，古希腊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一些农活，如放牧等，选择老年人的原因。陈旉说：“夫善牧养者，必先知爱重之心，以革慢易之意。……又牧人类皆顽童，苟贪嬉戏，往往虑其奔逸，系之隐蔽之地，其肯求牧于丰刍清涧，俾无饥渴之患耶。”（《陈旉农书·牛说》）在此之前，贾思勰就明确指出：“牧羊必须大老子，心性宛顺者。”（《齐民要术·养羊》）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除了年龄的标准之外，还要考虑其它一些因素。张履祥给出了一个符合传统农业理论有关人力的标准：“大约力勤而愿者为上，多艺而敏者次之，无能而朴者又次之，巧诈而好欺、多言而嗜懒者，斯为下矣。”值得注意的是，张提到：“人无全好，亦无全不好，只坐自家不能用耳。……贪尽无害，顾用之何如耳！”这和传统农业理论中关于地利和天时的利用是一致的。陈旉认为，“土壤气脉，其类不一，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陈旉农书·粪田之宜篇》）马一龙说：“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由此可见，传统农业理论中，对于三才的观点，都是在承认美恶不同的前提下，扬长避短加以利用，以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用。 
至于如何选择良农？张履祥说：“访求选择，全在平时。平时不知择取，临事无人，何所归咎？因其无人而漫用之，必致后悔。不可便说‘无人可用’……选用之道无他，《论语》曰：‘举尔所知’，又曰：‘无求备于一人。’《》曰：‘惟善以为宝’，《孟子》曰：‘如不得已。’本此义而推行之，虽有不得者寡矣。若无大过恶，切不可轻于进退。《书》曰：‘人惟求旧’，用惯之人，彼知我，我亦知彼，即无大利，终无大害，坦然任之，当以更张为戒。惟夫奸宄簸弄，不可不察；积弊故套，不可不可破耳。”（，第14页） 
在选择好了良农之后，如何来对其加以使用，也是传统社会中地主和农业经营者所考虑的问题之一。在土地利用问题上，中国传统理论中有“地力常新壮”一说，宋代陈旉指出：“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元代王祯也继承了这种思想，认为土地连年种植必然地力下降，“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王祯农书·粪壤篇》)中国传统农业何以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持续发展，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靠的就是用地与养地结合。对地力的使用如此，对人力的使用又未尝不是如此。如果说有何不同的话，只是传统中国人更重视对于人力的可持续利用，这有的一面，更有人道的一面，通常所说的“人和”也就更多地体现在这一层面上。特别是宋元以后，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如何处理主佃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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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主在主佃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关主佃关系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地主该为佃户做什么？怎么做？展开的。今本《齐民要术·杂说》提出：“悦以使人，人忘其劳”，是“抚恤其人，常遣欢悦”。宋人袁采说得更为明确：“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为重？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赒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收非理之需，不可收非时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干人私有所扰，不可因其仇者者告语，增其岁入之租，不可强其称贷使厚供息，不可见其自有田园，辄起贪图之意。视之、爱之，不啻如骨肉，则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可以无愧怍矣。”（《袁氏世范》卷下）为了保证灾荒之后，生产能够继续进行，朱熹在“劝谕救荒”文中，告诫：“今劝上户有力之家，切须存恤接济本家地客，务令足食，免致流移，将来田土抛荒，公私受弊。” [xxii] 
雇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主要是为了糊口，因此饮食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雇工的生产积极性。善于经营的地主对于雇工饮食的供给是非常讲究的，明末的《沈氏农书》对此有精细的安排。其曰：“做工之法，旧规：每工种田一亩，锄、耥、芸每工二亩。当时人习攻苦，戴星出入，俗柔顺而主令尊；今人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比百年前，大不同矣。只要生活做好，监督如法，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也。供给之法，亦宜优厚。炎天日长，午后必饥；冬月严寒，空腹难早出。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早粥。若冬月雨天，罱泥必早与热酒，饱其饮食，然后责其工程；彼既无词谢我，我亦有颜诘之。至于妇女丫鬟，虽不甚攻苦，亦须略与滋味，曾有经月不知肉味，而能无染指侵克者？古云：‘善使长年恶使牛’，又云：‘当得穷，六月里骂长工’，主人不可不知。旧规：夏秋每人朝粥二合、昼饭七合、点心饭二合半、如粥二合，夜饭二合半。春冬每人朝粥二合、昼饭七合、点心粥三合、夜粥二合半。一年中牵算，每人日一升五合：妇人半之。猪、犬别加料。旧规：夏秋一日荤，两日素。今宜间之，重难生活连日荤。春冬一日荤，三日素。今间二日，重难生活多力加荤。旧规：不论忙闲，三人共酒一杓。今宜论生活起：重难生活，每人酒一杓，中等生活，每人酒半杓；轻、省、留家及阴雨全无。旧规：荤日鲞肉每斤食八人，猪肠每斤食五人，鱼亦五人；一宜称明均给，于中不短少侵克足矣。旧规：素日腐一块，值钱一文；当年钱值九毫，豆一石值价五钱。今钱价、豆价不等，岂得尚以旧例行之。今后合与人人吃腐，不须付与腐钱，而多与油水，令工人勤种瓜菜，以补其不足。旧规：生活人供酒，斗米买三十杓，谓之‘长行酒’，水多味淡，徒为店家出息。若以斗米自做曲酒，当有二十四斤，以十二两抵长行一杓，滋味力量竟是加倍。所虑者，自做易于耗损；若顿发于领袖做工之人，计日算给，似亦甚便。与其利归店家，孰若加厚长年。以其糟养猪，尚有烧酒出卖，亦可供长年。”（[13]，第69-70页） 
在沈氏的基础上，张履祥以做了补充，提出应根据雇工所从事作业的忙、闲、难、易来分配劳动报酬，作到立功奖勤罚懒。他说：“自古农人，只有劝之一法，《小雅》、《大田》诸诗可考也。曾孙、田畯，其与农夫贵贱悬隔，然其相视不啻家人父子。今士庶之家，骄蹇呵詈，使人不堪，毋论受者怨之，自顾岂不可耻。劝之之道，《中庸》曰：‘既禀称事’，别忙闲，一也；异勤惰，一也；分难易，一也。忙、闲、难、易，彼人自言，不难分别。惟惰者与勤者一体，则勤者怠矣；若显然异情于勤，则惰者亦能不平。惟有察其勤而阴厚之，则勤者既奋，而惰者亦服。至于工银、酒食，似乎细故，而入心得失，恒必因之。‘绞银’与‘九色银’，所差不过一成，等之轻重，所差尤无几，假如与人一两，相去特一钱与三分、五分耳，而人情之憎与悦远别，岂非因一钱而并失九钱之欢心，因三分、五分而并失九钱五分、七分之欢心乎！出纳之际，益为紧要。《论语》以‘犹之与人，出纳之吝’为恶政之一。盖其人分所应得，不求而与之，宜也，求而与之，斯已后矣，可令屡求而后与乎。人情缓急，朝暮不同，早晏亦异，不可不察也。酒食益甚，丰、啬、多、寡，待农之物，所差总亦无多。或缺酒食，不过半盏一箸，便怏怏而云短少；鱼、肉亦然。岂特缺少，冷、热、迟、速，亦所必计。谚曰：‘食在厨头，力在皮里’；又曰：‘灶边荒了田地’。人多不省，坐蹈斯弊，可叹也！惟夫准绳定于平时，有无谅于彼此，则有求既无奢望，有时不应，退无怨心。如是则在者无不满之心，去者怀复来之志。切不可乘人之急，将低作好，措少为多。使人有伤心之痛。《书》曰：‘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劳苦不知恤，疾痛不相关，最是失人心之大处。工食。”（[13]，第141-142页） 注释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i]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01-1104 
[ii] [宋]真德秀.福州劝农文.西山文集，卷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 
[iii] [美]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初版于1892年，见：潘光旦.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266. 
[iv] [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午晴、唐军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244~245. 
[v] [清]张宗法.三农纪校释，张宗法原著，邹介正等校释，卷二三.谋生.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707。 
[vi] [后汉]崔寔.政论.引自[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耕田第一. 
[vii]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这一七 
[viii] [宋]李处权.赋水轮.崧庵集.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ix] [唐]韩愈.谢诗.全唐诗第十冊，卷三百三十六.中华书局，1960.3765. 
[x] [清]张宗法原著，邹介正等校释. 三农纪校释. 北京：农业出版社. 1989.709 
[xi] [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修齐类.卷十一. 
[xii] [清]张履祥.沈氏农书跋.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87~98. 
[xiii] [清]丁宜曾．西石梁农圃便览·自序，乾隆二十年（1755年）原刻本. 
[xiv] [清]杨秀元．农言著实·士果跋.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21. 
[xv]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华书局，1956.15. 
[xvi]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9.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