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城乡二元结构转化 走城乡一体化发展道

        在改革开放20年当中，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1个又1个的经济奇迹。反观河源，1988年全市经济总量排在全省各地级市最后1位，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1.4%，到了2002年，我市经济总量依然位居全省21个地级市中的末位，处于“前有标兵，后无追兵”状态，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的1%，所占比重非但没有缩小，相反，与全省的距离已越拉越大。河源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型，在所有的社会变迁中，首先是要打破城乡2元社会格局。

1、打破2元社会结构要以提高城市化水平为起点。

从统计数字看，迄今为止，河源城市化的进程仍然是相当缓慢的。2002年深圳市城市化率达到了80.3％，是我省城市化水平发展最快的城市，然后依次为珠海71％，广州69.7％，佛山51.5％，分别比我市高出56.4、47.1、45.8和27.6个百分点。与我市毗邻的惠州市，城市化率也达到38.5％，而我市仅有23.9％（按户籍人口计算，下同），落后全省平均水平12.3个百分点。

由于我市社会经济城乡2元结构的不平衡性，已严重阻碍了城市化水平的发展，从而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妨碍着全市“3农问题”的彻底解决，阻碍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2002年全市城市人口占23.9％，农村人口占76.1％；国内生产总值中第1产业占33.2％，第2产业占28.9％，第3产业占37.9％。相对1988年而言，城市化水平和3大产业比例都更加趋于合理，但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特别是工业化水平已远远落后于全省。2002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仅占全省的0.3％。

我市城市化滞后效应凸显。按照1般规律，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与其工业化水平应当相适应。以此标准衡量，2002年我市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全省12.3个百分点。城市化的滞后带来的损失是双重的，1是制约了城市自身的良性发展，另1方面，人口的自然增长进1步加剧了农村人地矛盾，农业无法产生规模效益。更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社会伤害，农民首先不是1种职业，而成为了1种社会或政治身份。因此，推动城乡2元结构的转化是大势所趋，是缩小城乡差距，走城乡1体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2、打破2元社会结构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点。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人为地将公民分为“农村”和“城市”两部分，事实上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了两个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上有着重大差别的社会等级。这两种社会身份在地位上的差别，从城乡之间通婚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和阻挠就可以看得出来。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无疑有着非常深远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含义，这是无可置疑的。

打破户籍屏障是推动走城乡1体化发展道路的重要外部条件。转变农业、非农业户口管理2元结构，废除由此衍生的“农转非”计划指标管理政策，建立城乡统1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逐步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已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的综合承受能力，最终实现户口自由迁移。2002年1月1日起，广东省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广东人只要有固定住所和稳定职业，符合相关条件，户口上哪儿都行。我们在贯彻上级政策制度的同时，也要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建立1套适合我市自身发展的户籍政策，比如说在建成区范围内的农业人口和外来人口（包括农村人口）可通过投资落户、人才落户、投靠落户、婚迁落户、大中专毕业生落户、缴纳养老保险金落户等渠道获得河源城市户口。至于那些本来就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也要鼓励他们进入市区，或在就地发展小城镇，特别是那些热爱城市生活并已经在城市中有着稳定收入的人，要使他们真正成为1个地道的市民。珠江3角洲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社会经济发展才能有质的飞跃。按照国际1般规律，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方，其工业化水平也高，工业化水平高了，社会经济发展就快，当然，社会经济发展快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就必然会高。我市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与珠江3角洲地区相比差距是巨大的，从下表指标数据可以体现出来。

3、打破2元社会结构要以城乡统筹就业为突破点。

    就业是转变城乡2元结构的突破口，但也是瓶颈。在计划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参与权、社会保障权、医疗服务权和公共设施与福利服务权等等，要逐步进行剥离，使各种基本权利在城里人和乡下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1视同仁，因为在这些权利的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排斥和社会剥夺，才真正是城乡分割的根源点。其中就业又是最主要的，所以，打破城乡分割真正的突破口应该选在就业问题上。

    我市普通劳动力资源相当丰富，而现有用工需求又极为有限。这个问题靠农业、农村本身是解决不了的。从我市实际情况看，农村人口比率那么大，农业劳动力那么多（有128万人之众），人均占有耕地又那么少（人平不足0.5亩）。我市农村土地正在逐渐丧失其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而蜕变为对农民的“最后的保障”。人地关系的紧张使我市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人为了生存，被迫走出农村去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要摆脱当前的困境，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外出务工。据2002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外出务工劳动力为59.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6％，按平均每户家庭5人计算，平均每户农民家庭就有1.28个劳动力外出。

    城乡统筹就业改革的真正意义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这种外出务工实际上是离乡不离土，离真正的转移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以往传统思路，从全市发展与改革的战略全局上，着力解决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城镇化严重滞后问题，着力解决城乡人口严重失调问题。我市拥有农业人口25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6％，这种3个农民供养1个市民的局面不改变，农产品市场容量就很难扩大，农业规模经营就寸步难行，农村发展和农民就业空间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农民收入就不可能快速增加，更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4、打破2元社会结构要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为关键点。

    我市持续扩大的城乡差距使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都感到惴惴不安。由于我国长期推行2元经济结构模式，政府无论在政策取向上还是对农村的扶持力度等等，与城市相比明显不够协调。通过限制农民流动来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推动了城市工业化，使城市成为1个人口集中、文化发达的社区，而广大农村则仍长期停留在传统的封闭的落后状况，这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最终导致整个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打破城乡2元结构的关键所在。

    当然，由于我市农村人口众多，经济根基差，底子太簿，工业化程度不高，加上城乡分割的2元结构政策持续时间又太长，期望城乡经济1下子得到同步发展是不现实的。社会的发展是1个连续的、渐进的漫长过程，我们认为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是振兴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关键是要发展小城镇经济，使乡镇企业向镇区集中，通过强化产业集聚，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共106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壮大农村经济的要求，而加快小城镇建设正是这1要求的实践。我市镇级行政区划114个，若除去17个中心镇，国土面积为1.29万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81.6％，这些镇级行政区划人口数215.3万人（不包括东源县的新丰江林场、附城及县直），占全市总人口的64.9％，镇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小城镇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加快小城镇经济发展，对于繁荣农村，推动城乡1体化，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至为关键。

    目前，我市乡镇经济是最薄弱的环节，乡镇缺乏大中型企业，也很少有外商愿意到乡镇去办企业。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市乡镇大中型企业仍为空白，外商投资企业也仅有可怜的几家，而民营经济又长期受到歧视（不能与国有及外商企业在1个平等的市场环境下1视同仁和享受公平的待遇），未能发挥应有的建设性作用，乡镇经济也因此遭遇着重重困境。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调动和保护民营经济的积极性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繁荣农村经济的1条重要途径，更是加快小城镇建设的1股重要的力量。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的观念、职能和经济体制都有所转变，在政策上给民营企业有了更多的支持，但是要真正意义上达到与国有及“3资”企业享有绝对平等的待遇还有差距。因此，以上问题得不到解决，要加快小城镇建设，转化城乡2元结构只能是纸上谈兵。

    5、打破2元社会结构要以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为结合点。

    如果说加快小城镇建设为城乡1体化打开了1扇单向流动的门，那么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就有可能为城乡1体化打开1扇双向流动的大门。河源是1个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市，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各地都差异巨大，试图用1个方案来解决我市发展问题，最起码在方法上是不合适的。当小城镇建设在全市还未能全面推行的情况之下，把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作为加快城乡1体化发展的补充，与小城镇建设同时在全市农村范围内推行，两者相辅相成，互相结合，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会收到意料不到的效果。

    在这里我们讲述的农村社区建设的含义是，在逐步改善外部宏观环境的同时，以输入1定的资源为契机，推动农民充分参与，自主自为，以期最终建成1个环境优美、人文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区。乡村社区的建设所欲达到的其中1个目的是使农村社区居民过上1种在价值上和城市生活相等或差不多的乡村生活。要达到这1目标，根据我市实际情况，还需要有1段很长的路要走。由于我市区域间发展差距悬殊，已严重阻碍了城市全面发展的步伐。全市各县区中，只有源城区在1999年全省农村小康验收中通过达康年审，其余5县均是我省特困县。2002年源城区（含市直）和连平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469元和4448元，分别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927元960元，其余各县均低于这1标准。其中和平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849元，排在全市各县区中最后1位，分别比全市平均水平和源城区低693元和3635元。在人均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两项指标中，源城区同样位居各县之首（人均财政收入含市直在内），两项指标分别达到404元和3740元，高出全市平均水平298元和482元。除源城区外，其他各县都未能在人均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两项指标中同时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在单项指标中，东源、龙川两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了全市平均水平；人均财政收入仅连平县达到了全市平均水平，源城区人均财政收入比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和平县足足高出6倍。这种地区间的不平衡，似乎预示着我市乡村社区建设并不会是1帆风顺。

当然，乡村社区建设本身就存在着差异化发展问题，每个社区有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有两点是最为重要的，1是农民参与程度，乡村的主体建设是农民，这1点是其成败得失的关键；2是政府支持力度，如果没有1群具有宽阔胸襟和革新观念的官员作为坚强后盾，推动乡村变革也是困难的。只有把方方面面都协调好了，然后经过不断的尝试和积累更多的经验，带动起所有村民参与乡村改革的热情，以民主协商的方式掀起建设自己家园的热潮或许能由此颇为壮观形成起来。

    综上所述，城乡2元结构已经成为目前我市乃至于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1个严重障碍，这似乎已经成为1种共识。因为城乡2元结构的问题不解决，不但会造成1个城乡断裂的社会，甚至连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会失去支撑和依托。连年困扰我市经济的内需不足和市场疲软就是1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