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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熹在注释“五十以学易”一语时，曾陈(3)

2013-05-08 01:10

; 概言之，朱子认为圣人所深见的《易》道，有两个层面：一是实然层面，《易》为卜筮之书，以卜筮为教；二是应然层面，《易》为说理之书，以生生为道。实然层面揭示了《易》道本来面目，应然层面彰显了《易》道所涵具的人之生命内在超越至天人合德境界以成己成物的人文意蕴。故而，在朱子看来，不仅仅要以人文价值视域深见《易》的生生之道之无穷，尤其还要从客观历史角度分析《易》本为卜筮而作的传统之久远从而避免对《易》的过度诠释。

三、《易》不可易读

; 学《易》，可以无大过，故《易》不可不学；然在朱子看来，《易》又不可易学。在《朱子语类》中的《读易之法》开首，朱子门人便载乃师教诲：“《易》，不可易读！”（第1657页）[3］治《易》何以面临如此困境？

; 朱子认为形成治《易》之难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解读者杜撰见识之过。朱子警谕门人道：“某尝谓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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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会二书，便入于凿。”（第1659页）[3］要想减缓治《易》的难度，首先须要消弭由于治《易》者杜撰见识所带来的对《易》道的遮蔽。为此，朱子力倡“虚心”学《易》。当门人问如何读《易》时，他说：“只要虚其心以求其义，不要执己见读。其他书亦然。”（第1660页）[3］ “虚心求义”，道出了不仅治《易》而且治任何书的要诀，舍此则难谈客观同情的了解，自然也无法更好地窥见书中之奥义。

; 一般说来，每个治《易》者都想忠实《易》书本义，皆欲像圣人一般深见《易》道之无穷。然《易》书的特殊性，尤其是由于《易》为卜筮之书的本义得不到正视，使解读《易》书难免杜撰见识，以致契会《易》道难上加难。朱子说：“《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截功夫。”（第1626页）[3］在他看来，《易》书绝对不单纯是一本说理的书，认为：“若是把做占看时，士农，事事人用得。”相反，如果只是作为说理的书，“便只是秀才用得”（第1625页）[3］。在朱子眼中，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都背离了“《易》为卜筮之书”的本义来治《周易》，从而为治《易》增添了难度。他说：“此书（《易》）本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数以断吉凶，今其法已不传。诸儒之言象数者例皆穿凿，言义理者又太汗漫，故其书为难读。”（第3102页）[5］《伊川易传》是程颐毕生唯一著述，家都非常重视此书，朱子也屡屡称赞。但朱子又说：“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第1653页）[3］认为程颐这种治《易》方式未能扣住《易》经本义，所以实际上不能说其在“解《易》”。所以说：“《程易》所以推说得无穷，然非《易》本义也。”（第1695页）[3］对程颐这种偏离《易》之本义来诠释《易》书的路数，朱子论曰：“记得有人问程子，胡安定以乾九四爻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说极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第1694页）[3］认为程颐因为不能契会《易》之本义，虽反对将三百八十四爻解读成三百八十四件事，但其解《易》“却又拘了”，“依旧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第1625页）[3］。因此，朱子认为能否根据《易》之本义，解读《易》书以更好彰显《易》道，至关重要。如果洞识了《易》之本义，再来彰显《易》道，便见《易》道之无穷，认为：“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尽无穷，推说不妨。”相反，如果不明本义，而一味推说则不可，“若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矣”（第1695页）[3］。鉴于此，朱熹作了《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以恢复《易》本卜筮之书的本然，从而更好和更容易地解读《易》书和彰显《易》道。

; 另外，朱子认为治《易》之难还在于：《易》不是只空说道理，它所涵具的成己成物的生生之道，需要在现实人生中具体实行之践履之。他教诲门人说：“《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今学者平日只在灯窗下习读，不曾应接世变。一旦读此，皆看不得。某旧时也如此，即管读得不相入，所以常说《易》难读。”（第1824页）[3］认为读好《易》并非仅仅在“灯窗下习读”所能实现的，必须“应接世变”，在现实社会人生中力行《易》道。朱子一贯主张书中的道理必须“经历见得”，认为：“盖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读书者，盖是未曾经历见许多。圣人是经历见得许多，所以写在册上与人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及理会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来。”（第161页）[3］这里，朱子指出：理必须“经历”才能明，写在书册上的是圣人所经历见得的“理”。虽然圣人将自己所“经历”的宇宙社会人生之理概括出来，写进书册来教导世人，但阅读者必须经过自身切切实实地体证，才能真正明晓圣人所写的理。对《易》这一“天书”，“经历见得”更为必要和更为艰难。故而，朱子谆谆教诲道：“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此不可不自勉也。”（第1659页）[3］可见，朱子所叹的治《易》之难有两层：一是《易》书难读，二是《易》道难习，这两层密不可分。《易》书彰显《易》道，只有习好《易》道，方能读懂《易》书。是故，要想读好《易》书，必须在现实社会人生中经历许多事变，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即物穷理”精神，在所经历的事变中不断体味消长吉凶之理和进退存亡之道。经历日久，格物日多，一旦豁然，就会达至“此心大段虚明宁静”之境，从而“众物之表里精粗无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大学章句》）。至此，方可像圣人一样“深见《易》道之无穷”，成就“无大过”的生命境界。

; 总之，朱子通过自己究心治《易》得出：《易》书因为彰显了圣人所深见的《易》道，所以不可不读；并且由于圣人深见的《易》道之无穷，所以又不可不像圣人那样，刚健不息地习行《易》道，以成就“无大过”的境界。但是，由于《易》本为卜筮之书的本义被历代解读者遮蔽，以及《易》道需要解读者经历见得，所以形成了《易》书不可易读和《易》道不可易习的治《易》困境。为了走出如此困境，朱子主张须要在明晓《易》为卜筮之书本义基础上，虚心平读和勉力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