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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开创中(2)

2013-05-15 21:30

在现今社会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得到提升，可是由于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等，许多人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益处，反而却不得不承受生产发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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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坏的恶果以及贫富分化造成的巨大生存压力。比如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对的“殖民”，对农村原生态、环境的破坏，农村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再比如城市下岗人口的生存保障与发展，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渠道的不公正不透明……这些问题关系我到国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关系社会能否和谐稳定。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和谐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获得公正、平等、合理的发展机会，如果社会的弱势群体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无从保障，甚至连申诉表达的话语权都被社会精英群体所剥夺，那么这就必然孕育社会冲突乃至社会危机。

所以构建“和谐社会”或实现“社会和谐”，我们应该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又注重人与社群的和谐，而人与人或人与社群的和谐，应该是“和谐”问题的第一棘手处和工作重心。我们应该树立起“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自由全面之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才是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发展应该是让每一个公民都能从中受益，从而达到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秩序的自然认同，并形成富有亲和力的和社会发展牵引力。;

三、身心之际：人与自我的和谐

马克思、恩格斯说：“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7]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又宣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又指出，理想社会应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所以让每个人都过着身心愉悦的幸福生活、自由生活，过着有尊严、有品质的生活，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目的。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都市人的身心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业缘关系增加，血缘关系疏离，物质生活水准是大大提高了，但精神世界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数量大增的心理疾病现象和自杀现象，就是这一精神世界问题攀升的直接反映。在现代生产和工作中，人们的工作是配合着机器的节奏，而不是配合着身心和谐的韵律，为生计而忙碌的人们日益将自己抛弃在机器化、物质化的高速运转中。现代人创造出专门而又复杂的知识、精密而又神奇的机器，可是人类却在这之间迷失了自我，沦落为了科技工具主义的奴隶。人们的消费活动也常常不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和具有创造意味的体验，而是在人为的广告刺激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排遣；“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大行其道，背后必然的是自然财富的损耗、浪费、破坏和人之身心体系的的机器化，人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生产机器上的齿轮，人们的生活被庞大而高速运转的经济旋涡或消费链索给“绑架”了，在货币化的生存场所中“身不由己”。所以，现代社会尽管科学、技术、工具、知识都极其发达，但人的灵性、诗性或乐感却在逐步下降……

正如社会秩序、社群和谐是中国古代哲人所十分关注的问题一样，身心贯通、精神和谐，也一直是中国上、乃至所十分关注的问题。比如，和古代哲人对社会秩序、社群和谐的关注与追求早就体现在“伦”（倫）字的本字“ ”、“ ”、“ ”、“ ”等字体和字型中一样，中国古代哲人对身心和谐、物我一体的关注与追求，也早就体现在“仁”的本字“ ”、“ ”、“ ”及“德”的本字“ ”、“ ”、“ ”等字体和字型中。“仁”的本字是上“人”下“心”，“德”的本字（悳）主要是“目”+“心”（另加“Q”、“乚”），这显然都涉及了身心之际的问题，所以董仲舒说：“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 ]者人也，义[ ]我也’，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仁义法》）徐锴《说文解字繫传》说“悳者，得也，内得于己外得于人”，朱熹则说“道之得于心者谓之德”（《通书》注）和“德之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也”（《四书集注》）。更有趣的是：“哲”金文也有“心”或“目”的“ ”、“ ”、“ ”、“ ”，“学”（學/斆/斅）古代训为“觉也”或“悟也”，《说文解字》说：“ ，觉悟也，从敎从冂。冂，尚矇也。臼声。 ，篆文‘斆’省。”[8]

《大学》开篇便言：“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颜回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孔子主张“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我们并不提倡过苦行僧般的生活，但是先哲们的修身、修心之道以及对身心深度和谐的重视，则是值得后人体会的。说“以心复心”（《庄子·徐无鬼》）和“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内篇》）又说：“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莫足以铙心，故静也”（《庄子·天道》）庄子主张的“虚静”或“坐忘”或“心斋”，就是教人不为物所奴役，不为物喜，不为己悲，心为我主，身为我安，获得一种自我生命的自由和澄明，实现通天达地乃至明乎鬼神的“身心和谐”，《周易·系辞上》谓“乐天知命、安土敦仁”。

“和谐”是一个模糊性的状态指称，更是一个理想性的价值范畴，上述三点仅是构建“和谐社会”或实现“社会和谐”的三个基本向度：天人之际的和谐是最高、最大的和谐，身心之际的和谐是最细腻、最终极的和谐，而群人之际的和谐则有赖天人之际的和谐为依托和身心之际的和谐为根据；当然，身心之际的和谐实际上是能贯通到天人之际、群人之际的，它统摄着人与自然、人与社群，是社会和谐的最终极尺度和最终极目标。;

【注释】

[1] “天人合一”四字的直接出现首先见张载《正蒙•乾称下》，间接出现首先见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张载（1020-1077）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末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董仲舒则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清代《四库提要》评价宋代胡瑗（993－1059）的《周易口义》称：“胡瑗生于北宋盛时，学问最为笃实。故其说惟发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务新奇。如谓天锡洪范为锡自帝尧，不取神龟负文之瑞。”钱穆先生（1895－1990）在生前的最后一篇作品中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