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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认为人的认识应该客观地反映对象的情况。他说:“上索下索,遵天之度。往述来述,遵天之术。无或改造,遵天之丑。拟之天元”。“上拟诸天,下拟诸地,中拟诸人。天地作函,日月固明,五行该丑,五岳宗山,四渎长川,五经括矩。天违、地违,人违,而天下之大事悖矣”(《玄掜》)。这是说,客观世界有天地、日月、五行、山川等存在;天地有自己的规律;日月有其固有的光明。《太玄》只是摹拟这些客观的情况,不敢改变。如果一个思想体系或者措施与实际情况相违背,那就非碰壁不可。
扬雄认为真正的理论必须对客观世界有所遵循。他说:“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则其体也壮;其所循也小,则其体也瘠。其所循也直,则其体也浑;其所循也曲,则其体也散。故不攫所有,不强所无。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故质干在乎自然,藻华在乎人事也,其可损益欤?”(《玄莹》)自然,即事物之本然、本来的样子。循,即遵循,遵循客观的实际情况。体自然,即以自然为体材,也即以客观的实际的本来样子为内容,既不能有所增加,也不能有所减少,忠实地反映客观现实。因此冯友兰先生说,扬雄的认识论有反映论的因素。
获取知识的目的在于运用。在先秦儒家主要是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知识的获取乃是提高自我修养的重要部分,其最终目的是的自我完善,知识的价值在于它对自我实现、帮助人们与天合一有着重要的作用,求取、使用知识的目的决不在于占有知识以便作为控制自然的方式。扬雄对知识的态度与先秦儒家有着显著不同: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则不赘亏矣。(《法言·问道》)
智慧的目的就在于把不为人所知的东西,变为为人所知的东西;而知识的目的即是把本来不为所用的东西,变成人所用的东西,把本来无益于人的东西,变成于人有益的东西。有所知而不用,则其知若赘;有所不知而不益,则其知必亏。能用人所不用,则知不赘;能益人所不益,则知不亏[5]。圣人存神索知的目的最终也要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运用于人类社会的。
何以知道那些是正确的知识,那些是不正确的知识,亦即真理的标准何在?初看起来,扬雄的观点完全是教条主义的观点,即圣人经书之言乃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法言·吾子》
这是胡适所谓的“标准的”知识论。因为知识易有谬误,故不能不有个可以取法的标准模范。孟子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离娄上》),荀子也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法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其】类,以务象效其人。”(《解蔽》)他们两人都把“法圣王”看作一条的捷径。譬如古人用了心思目力,造下规矩准绳,后世的人依着去做,便也可方圆平直。学问知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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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依着好榜样做去,便也可得正确的知识学问,便也可免了许多谬误[6]。但实际上,扬雄心目中的真理必须是经过事实验证的,圣人经书之言之所以是真理,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得到了验证的: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为妄。君子妄乎?不妄。(《法言·问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扬雄在认识论问题上有着相当健全清醒的理论,从他强调对事物本身的客观反映和重视征验的立场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理性主义态度,这使得他在神学迷信盛行的西汉,在对神怪之事和长生成仙之说持有清醒的理智态度:
或问:“赵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法言·重黎》
神怪之事从经验事实不能证其有,也不能证其无,但扬雄还是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圣人曼云。”
自武帝掀起一股候神求仙以祈长生的热潮之后,方士阶层极为活跃。在他们的把持下,汉朝国家宗教几乎所有的重要仪典都是在方仙道精神的下设计的,各种神仙方术之说也异常丰富。元帝以后,尽管儒生在宗教上为摆脱方仙道精神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但至成帝年间,由于成帝晚年无嗣,所以对方术神仙之说重新给予高度重视。《汉书》卷二十《祭祀志》说:“成帝晚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而当时的一些著名儒生如刘向等,也相信神仙方术之说,就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扬雄却清醒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的观点是: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
或问:“人言仙者有诸乎?”“吁,吾闻伏羲神农殁,黄帝尧舜殂落而死,文王毕,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法言·君子》)
说得虽委婉,意思却很明确:圣人都有死,何况常人?所以成仙之说:“非人之所及也。”增寿的唯一办法是增德:
或问:“寿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寿之不益也?”曰:“德,故尔。如回之残,牛之贼也,焉得尔?”(《法言·君子》)
正是由于这种重视征验的理性主义立场,使他对当时一些夸大不经假托编造神话的文本保持了相当的警觉,和司马迁一样,自觉地以一种辨伪的眼光加以考察:
或问“黄帝终始。”曰:“托也。昔者, 氏治水土而巫步。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夫欲雠伪真,必假真。禹乎,卢乎,终始乎!”(《法言·重黎》)
综上所述,从孔子开始,由子思及其门徒,到荀子、董仲舒,再到扬雄,尽管其门派并不相同,但其重智思想构成了知识论中一个一脉相承的传统。扬雄在知识的对象、知识的价值、知识的来源、知识获取的可能性、知识的目的及其真理的标准等问题上,均有丰富独到的论述,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