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文学毕业论文 > 文学论文 > 正文

摘; 要：本文之作胥在于，在前此所作《“和合学(3)

2013-05-30 01:39

也许正惟如此，孔子才作如是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4]。

而这句话的意思不过在于明确人的四种不尽相同的基本生存方式：或“志于道”，或“据于德（得）”，或“依于仁（人）”，或“游于艺（义）”——其中，如果说所谓“志于道”者可谓之曰“圣人”、“据于德”者可谓之“伟人”、“依于仁”者可谓之“好人”的话，那么所谓“游于艺”者，盖可相应地称之为“坏人”了。至于孔子为什么在此要用“游于艺”而不用另外的“志”、“据”或“依”，何晏《论语集解》曾对此注曰：“艺，六艺也。不足据依，故曰游”。而“艺”既然已“不足据依”，那么它自然也便更不足为“志”了——由此可见，孔子在此所言，在修辞学意义上，是极为严格的。也就是说，这个“道”在于“志”，乃是人的根本志向；而这个“德”则仅在于“据”，只是人的基本凭据——只有“志于道”，才能“据于德”；反之亦然。然而，其中前者却是第一位的；同时，后者亦同样不可或缺——于是乎，一体，浑然天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统一，不离不弃，合而言之，即为道德。而今日之所谓“道德”一词本身，盖不过只是晚近的一个衍生性学术语，空洞苍白、含糊不清，抽象得很；“更确切地说”，“不足以领会更早的思想”[25]；或至少说，与古典时代之所谓“道”、“德”二者，似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如此看来，若舍“道”之“志”而论“德”之“据”，则不啻于舍本逐末、本末倒置，显然是极不严肃，也很不明智的。

四、“礼”与“乐”

众所周知，作为当时人们之经典和权威的“四书”，其存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本身只是一部“四书”，更在于它是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蕴藏着高高在上、不可亵渎而又无由不在、无时不刻地跃动于人们心中的“礼”，也蕴藏着登峰造极、无以复加而又无所不在、不离不弃的“道”——就好像是所谓“离地三尺有神明”的“神明”一样。于是乎，我们看到，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6]在他看来，无论是人的“视”、“听”还是“言”、“动”，都无疑要全面地纳入到

：科教论文网毕业论文论文网

　　这个“礼”的轨道上来，从而达至“乐”这样一种状态——而“四书”则无疑正是这样一部有关于“礼乐”或“礼乐文明”；或者说，有关于“宗周与礼乐文明”之书——有关于中国上的“东周”这个和谐社会的生成、发展、建立与健全之书。尽管“一阴一阳之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27]，但这个“道”无疑乃是哲人的问题，而与所谓“百姓”或者说非的多数人（the unphilosophical many），除了人伦日用而外，似乎便不再有其他任何关系。既如此，则“一阴一阳之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实际上，岂不是很正常么？

那么什么是“礼”？什么是“乐”？以及此二者间到底又存在着什么关系？

在传统文献之中，“礼”总是与“乐”相提并论的。譬如，“先君之礼，藉之以乐”[28]、“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29]，以及所谓“礼也者，物之致也”，“（乐也者，）和之至也”，“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30]……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由此可见，“乐”、“礼”二者之间，乃是一种一内（“乐由中出”）一外（“礼自外作”），一上（“作乐以应天”）一下（“制礼以配地”），为同（“乐者为同”）为异（“礼者为异”），必简（“大乐必易”）必易（“大礼必简”），一静（“乐由中出故静”）一文（“礼自外作故文”）之关系——其中，“礼也者，反其所自生”，其作用与功能胥在于“以节事”和“道其志”；“乐也者，乐其所自成”，而其作用与功能则在于“以道志”与“和其声”，并且它们都是人的一种“自生”、“自成”，自然而然、自己如尔的生存和生命状态。同时，“礼也者，物之致也”，“（乐也者，）和之至也”，“乐至则无怨，礼至（致）则不争”，“礼”、“乐”二者本是一个整体，不可或缺，而且也只有“礼乐明备”，“天地（才能）官矣”。

至此，倒让人联想起《中庸》里的这样一段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就是说，所谓的“乐”，大概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这样一种“谓之中”的状态——正所谓“乐由中出”、“乐由中出故静”以及所谓“乐也者，乐其所自成”；而“发而皆中节”，则似乎也同样是“乐”，但在这里，它却“谓之和”——而“乐也者”，无疑正是一种“和”的状态而且还是其中的“和之至也”，是其中最大的“和”、最高的“和”与最终极的“和”。但这个“和”或者“和之至也”的“乐”，却需要经由“礼”的从中调节，才能最终得以达成，即只有“发而皆中节”，才能“谓之和”；反之，若“发而（未）中节”的话，则不可“谓之和”——当然，更不可谓之“和之至也”的“乐”。而所谓“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其中前一句“乐至则无怨”并不难理解：既然“和之至也”的“乐”已“至”，那么“无怨”自然是顺理成章，不难想象的状态；但后一句“礼至则不争”中的“至”，大概应视之作“致”——因为“不争”与“无怨”虽是一种状态，但这种状态却需要“乐至”、需要借助于“礼致”、“致礼”或者通过“礼”的从中调节和作用，最终才能得以导致或达致；也就是说，“礼”是其中必要的前因、方式、方法、手段或途径，而“乐”则只是由此前因、方式、方法、手段或途径而导致或达致的后果、目的、最后落脚点和最终归宿。一句话，“礼”就是“中”而“乐”就是“和”，前者就是“天下之大本也”而后者就是“天下之达道也”；至于“致中和”就是“礼乐齐备”，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就是所谓“天地官矣”。而且如果说“礼”就是“中”、“乐”就是“和”的话，那么所谓“致中和”，在上，其所对应着的，正是所谓“礼乐齐备”。于是乎，当我们在谈及“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31]时，似乎不应仅限于“宗周社会”下的“礼乐文明”，同时也应探讨一下“礼乐文明”下的“宗周社会”——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安定团结、有序亲和的和谐社会。如果当时的社会并非如此而仅仅只是人们心目的一种想象、幻觉或乌托邦的话，那么“四书”的作者、中国古典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尤其是其中的，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有那种近代以来的乌托邦主义者们所具有的天才般充满着浪漫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想象力的——要知道，古典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是闲来无事，抓着许多话题扯来扯去，而是有他们的‘问题意识’于其中”[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