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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之作胥在于，在前此所作《“和合学(4)

2013-05-30 01:39

但这个“礼”却是变动不居、与时俱进而非一成不变的，不过只是“中”的意象、表征和化身而已。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说，似不可谓之曰“天下之大本也”。《荀子•天论》中有云：“礼者，表也”；庞朴先生在其所著《儒家辩证法研究》一书中亦明确指出，“礼就是中的化身”。此外，《礼记•礼器》中则更明确地说，“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在《礼记》的作者看来，就“礼”而言，其当以“时变”为大，以“顺应”为次之，以“践行”为又次之，以“遵照”为再次之，并且以“称道”为最次之；换句话说，就“礼”而言，“时”当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至于所谓“顺”、“体”、“宜”、“称”，则不过等而下之而且是一个不如一个。然而，我们却看到，当下人们对此的研究，似乎却仅仅停留在其中的“称”这样一个最低阶段之上，尚且未能提升到其他几个层面上来——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太肤浅了。同时，其中的问题是，不管被说成什么，它似乎都是一个开放着的变量、一个跃动着的变数；或者说，它永远都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着并由此而又可以不断地被诠释和解读的思想理念——它需要因地制宜、通权达变，也更需要与时偕行，与时俱化。但其中所蕴含着的“中”、“道”、“中道”或者“天下之本也”，却是永不可变的；同时，为其所根本指向的“天下之达道”、“和也者”、“中和”或“和之至也”的“乐”，亦永不可变。但问题却是，“六经”之中，何以单单一部《乐经》至汉代而佚失并从此不复存在？是不是其中所归结的那种最终极的生存状态距离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了，因而引起了他们的失望、不断地失望甚至于绝望而为其最终所厌恶、摒弃以至于遗弃？对此，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却并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了这一问题的存在。“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礼”及其本质。也许正惟如此——正惟“和”已内含于“中”之中、“德”已内含于“道”之中以及“乐”已内含于“礼”之中，一部《乐经》才最终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由此而流于亡佚的吧？

此外，“礼乐”又是关乎于的，是“先王之制”或者“先王之道”——“先君之礼，藉之以乐”，“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而且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33]由此看来，这个根本关涉政治的“礼乐”乃是相辅相成的、一体化的或者说是成龙配套的，缺一而不可；同时“礼之用”，当贵在于“和”，而且即使广为儒家所称道的所谓“先王之道”，亦皆以此为宗旨和依归。但其中的问题却是，若不问“礼”而只求“乐”或者说是“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的话——就像当下界之所谓“和合学”一样，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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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是“有所不行”，“亦不可行也”[34]，必然是根本行不通的。因而是伪问题或假问题，是既无根又无解的问题，是“不是问题”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得以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是存在着真实性、必要性、正当性乃至于合法性危机的问题，是需要对其重新作出审理和辩护的问题。如此看来，“知和而和”尚且如此，当然就更不消说是（似可概而言之为“以和求和”并因而是既不可取又不可行的）所谓“和合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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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极高明而道中庸”

一部《中庸》之开篇便开门见山、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应当说是对“中”或“中庸”之最本真的界定；也就是说，所谓“中”或“中庸”，其原初之意，就在于人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这样一种自然而然、自己如尔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又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至于“发”并且“发而皆中节”，便是所谓“和”或“中和”，或者所谓“天下之达道也”；同时，也只有“致中和”，“天地（才能）位焉，万物（才能）育焉”，从而也才能达到“生生之谓《易》”[35]这样一种境地，实现《易》之所谓“生生”——即生之又生、持续发展，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然而这个“和”或者“中和”，务必通过“中”或“中庸”才能得以实现；换句话说，所谓“中和”，乃是“中庸”所企盼达致的一种目的、结果或归宿而非什么手段、途径或方法，而且除此而外，别无他途。惟其如此，它才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而且亦惟其如此，才要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36]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人而言，却殊非易事。于是乎，孔子才紧接着要说，“民鲜久矣！”至于孔子本人，当然也并不例外。于是乎，他必然要为此而付出相应的代价。但这又是一个怎样的代价呢——被迫“去鲁”、“去父母之道也”，颠沛流离、周游列国，而且这一“去”一游，就是十几年的时间；而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到底又有多少个这样的十几年？

而且不管人们作何解释，所谓“中”或者“中庸”，归根结底，都不过乃是一个率性自然、无为而治的“道”；或者说，它是一种思想方式和方法[37]，一种人之所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最重要也最本真的自然状态——若一言以蔽之曰，就是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努力去做自己所是的那个人。当代美国著名哲人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曾经说过，“人的尊严就在于去做自己所是的那个人。”[38]但要“保持人的尊严”、“去做自己所是的那个人”，其实却并不容易；特别是对那些非的大多数（the unphilosophical many）而言，尤其如此。难怪乎，孔子要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难怪乎，程子要将其一生之学最终归结为所谓“天下大中之道”[39]——要知道，他的这番话可是说给当朝皇帝仁宗听的——韩非子说，“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40]如此看来，当时身“为人臣者”的程子似乎不可能在撒谎，不可能是“假话真说”而只能是“实话实说”。于是乎，信哉斯言！毋遑他论矣。

此外，按照朱熹的意见，“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何以竟要如此？曰：“《中庸》工夫密，规模大。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论》《孟》《中庸》，待《大学》贯通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道学不明，元来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履自然纯熟，非但读书一事”[41]。由此可见，朱熹谈此“为学次第”的根本用意盖即在于：“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什么“微妙处”？用《中庸》的话说就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