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诗》与《孔子诗论》之比较(1)学毕业(2)

诗与志

《论语》等传世典籍中也多言及孔子引《诗》中文句去品人议政，明理述事，这种“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似的用诗乃先秦时代风气，非独孔子为然，故可略而不论。就其对单篇诗歌的评价而言，也多属借题发挥，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而非对诗旨的阐发。以《论语·子罕》篇一则记载为例，“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云：“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其诗不见于今本的《诗经》，当属逸诗，但显然出自一首情诗，诗人以微风中翩翩起伏的唐棣之华起兴，由唐棣之华想起了远方的爱人，于是表白说：“我真的很想你呀，只可惜两家离得太远了。”孔子读后，借题发挥，云：“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如果把孔子的话看作是针对诗所作的评价，认为孔子斥责诗中主人公太虚假，实属误解，也于理不通。主人公说“室是远而”，只是说见面太不容易了，不是说远到不能思念的程度，当不致于招来孔夫子的呵斥。其实孔子在这里乃是有意误读，借以表现其对诸如仁、礼、道等儒家伦理的要求，如“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致矣。”（《论语·述而》）“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之类，而非阐发诗旨。故冯厚斋云：“古人说《诗》不必求其本指也，诗人之指，谓思其人室迩人远尔，夫子谓道不远人，思则得之，故反诗人之言以明之也。”（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八引）

又如，《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所问之诗，前两句见于今本《毛诗·卫风·硕人》，后一句无，或逸。诗称美一女子巧笑动人，美目流盼。子夏不明“素以为绚”何意，故有问，夫子以“绘事后素”为答，盖谓其人既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之美质，又加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之动人举止，真如素底而加以彩色，愈发的美丽动人。于是子夏恍然称悟，云：“礼后乎，”意谓一个人欲明礼，须先培养忠信之质。孔子听后不胜欣喜，对其大力赞赏，称可与之言《诗》矣。其实就《诗》学阐释而言，子夏所云实在不着边际，而孔子称赏之，可见孔子解诗重在借题发挥。此或即所谓“兴于《诗》”吧。

那么这是不是孔子解《诗》的全部呢？换句话说，是否孔子对《诗》的理解是这种借题发挥似的呢？今据《孔子诗论》可知，孔子论《诗》既有这种为我所用似的解诗，也有仔细揣摩，准确把握诗旨的阐释。如第8简，其论《小雅》诸篇：“《十月》善谝言也。《雨亡政》、《即（节）南山》皆言上之衰，王公耻之。《少旻》多疑矣，言不中志也。《少  》其言不亚（恶），少又  安（焉）。《少牟》，《考（巧）言》，则言  人之害也。”其说对诗旨的把握非常准确，较《毛诗序》的理解更加接近诗旨。又如第10简，其解说一组《风诗》：“《关雎》之怡，《梂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 ，《甘棠》之褒，《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也都精辟允当，不借题发挥，旁逸斜出。

上博简《孔子诗论》对诗旨之所以有如此把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以“诗言志”为理论指导，把诗置于个体情感的笼罩之下，努力去探求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志”。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有数简谈及“志”的问题，第1简：“诗亡离志。”第8简其论《小旻》云：“《少旻》多疑矣，言不中志也。”第19简有“溺志，既曰天也，猷又（有）悁言。”第26简计《蓼莪》云：“《蓼莪》有孝志。”等等。可见《孔子诗论》对作者于诗中所表现“志”重视和发掘。

除了重视发掘诗歌创作主体的“志”以外，《孔子诗论》也注重在“情”的层面上阐释诗歌。尽管“志”作为人类特有的心理现象，在心理意志结构方面偏重于理性，但其与“情”并没有壁垒森严的界限，在很多的情况二者可以互通。《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太叔答赵简子问礼，云：“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孔颖达《正义》云：“此六志，《乐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故《孔子诗论》中，也数言“情”，如第9简，其说《小雅·黄鸟》：“《黄鸟》则困而谷（欲）反其古也。”第10简其说《燕燕》：“《燕燕》之情”，第18简其说《杕杜》：“《杕杜》则情喜其至也。”第19简说《木瓜》：“《木苽》又（有）藏爱而未达也。”第25简说《兔爰》：“《又（有）兔》不逢时。”第26简说《邶·柏舟》：“《北白舟》闷。”等等。可见《孔子诗论》对“情”的重视。

解《诗》重“情志”也是《孔子诗论》与汉儒释《诗》所表现出来的阐释差异之所在。在汉儒的眼中，《诗》是经，是政治风教标志，其可以作为谏书。故而其释《诗》往往是在预设的理论背景下完成的，对《诗》进行政治阐释，“发掘”其中的蕴藏的政治含义。以《梂木》为例，《孔子诗论》第10简云：“《梂木》之时。”第11简云：“《梂木》之时，则以其录（禄）也。”第12简云：“《梂木》福斯在君子。”而《毛诗序》的解释则为“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两相比较则可以看出，《孔子诗论》较《毛诗序》理解为准确，其本诗每章的后二句为说，以此诗为对君子的颂美。对前面两句起兴的句子只当作一种手法来看待，而不作意义上的阐释。而《毛诗序》则恰恰相反，其有意忽略了诗的每章的后二句，只以前两句起兴的句子为释，作主体性阐发。在《毛诗序》作者的眼中，高大而又下曲的梂木正喻后妃，弱小而性喜攀缘的葛藟正喻众妾，梂木能下曲，使葛藟能缘木而上，正喻后妃无嫉妒之心能接引众妾俱得幸于文王，使上下俱盛。《毛诗序》避实就虚，其目的正在于欲完成对一首诗的旁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论语》等传世典籍记载的只是孔子论《诗》的一面，上博简《孔子诗论》则揭示了其论《诗》的另一面，二者结合，才是真实而全面的孔子解《诗》。

孔子的《诗》学思想内涵丰富，远非一篇短文所能涵括。就上博简《孔子诗论》而言，其所给我们所提供的启示也不止这些。如第2简，其云：“寺也，文王受命矣。”短短的七个字似告诉了我们孔子对《诗经》所载诗篇产生的年代的认识。又如其记载了一些不见于今本《诗经》的逸诗，如第25简“《肠肠》少人。”第29简：“《亻聿而》士，《角  》妇。《河水》智。”等。这就为我们思考孔子删诗说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就其所论诗中尚有这么多不见于今本《诗经》者而言，似乎今本《诗经》不为孔子删定，司马迁记载或有误，其或仅据《论语·子罕》“吾自己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为说，等等。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上博简《孔子诗论》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这不仅是研究孔子《诗》学思想的必要，也是《诗经》文本研究及《诗经》学史研究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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