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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1)(2)

2013-08-21 01:04 本时期总共近30年，几乎经常性地处于批判运动及其短暂间歇之中。这些批判运动和斗争，几乎都波及古典文学研究，有的就是直接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展开。当时毛泽东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中包括“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5〕这样的学术自由内容。然而实际上， 由于批判运动的频繁进行，这里所说的“自由讨论”没有可能进行；相反，学术上的是非往往是用政治批判的方法去解决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古典文学研究者所能够做的，就是努力改造思想，批判唯心论，树立唯物史观，来适应新的社会要求。即使如此做了，有时也难免受批判，因为批判实际上并不限于观念上的唯心论，还有其他诸多非观念性因素可以使古典文学工作者成为被批判对象。在本时期将近30年的时间跨度内，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成效与批判运动的紧张程度成反比：50年代前期较好，50年代后期较差，60年代前期因有三年自然灾害，批判运动暂歇，文化学术环境稍为宽松，古典文学研究成绩又稍好，然而1963年末运动再起，且变本加厉，直接过渡到文化大革命。正常的研究工作根本无法展开，整个学科处于被取消状态，时间长达10年。

尽管如此，本时期内古典文学研究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在50年代初，政府曾号召重视继承民族文化遗产，这里包括振兴京剧和各地方戏曲，重视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也包括整理和普及优秀古代文学遗产。为此，《人民日报》曾发表过社论，《文学遗产》也就在那时作为《光明日报》的副刊创办了。当时在国家干部和青年学生中，学习古典文学的空气颇为浓厚。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编选古典文学读本的热潮，在50年代初到60年代前期，产生了一批质量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较高的选本。这些选本，深入浅出，既能为广大读者接受，又体现相当学术水准，当时影响很大，将古典文学精华普及到群众中去，实为史无前例，功不可没。

（二）古代文学史实和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一些研究者在这方面投入精力，奋其所长，也作出若干成绩。因主要为史料处理工作，牵涉思想观念问题较少，以故受到极左的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也小，其学术质量反而较有保证，如郑振铎等主持编纂的《古本戏曲丛刊》（一至五辑），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包括《陶渊明卷》、《白居易卷》、《范成大杨万里卷》、《陆游卷》等），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上、中、下），等等。这些著作，因其材料丰富，切实详明，无论作为工具书或研究的参考资料，都颇有用，可以说在学科的基本建设上有添砖加瓦之功。

（三）对某些学术问题展开了讨论，认识有所加深。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对古典文学领域中的一些问题曾展开讨论。讨论的总的出发点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评价古典文学。所讨论的问题，有的理论性较强，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关于古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问题，关于“中间作品”的有无及评价问题，关于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问题，等等。有的问题较为具体，如关于蔡琰和《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关于曹植评论问题的讨论，关于陶渊明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唐代边塞诗的讨论，关于《长恨歌》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李煜词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李清照词评价问题的讨论，关于《琵琶记》问题的讨论，等等。通过这些讨论，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多少有所深入。但是由于当时的思想理论环境“左”的倾向相当明显，所以这些学术问题的讨论也难免出现“左”的偏差；又由于“左”的倾向愈往后愈强烈，所以这些讨论到了后来，学术性逐渐淡薄，而思想批判甚至政治批判的色彩愈加浓重了。在那些理论性较强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本来是一个学科理论问题，在50年代还有一些严肃的讨论，但时至1963、1964年，就几乎变成一个思想政治问题，学术讨论也变成了思想政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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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史的编写。50年代后期，与全国“大跃进”同步，曾兴起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热潮，同时，也展开了关于文学史发展规律的讨论。在讨论中，对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学史的规律”、“民间文学主流论”等带有机械唯物论色彩的论点，有所克服，何其芳的论文《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1959年6月）具有代表性，文章对有关问题作了深入阐释，说理较透彻，带有总结性质。在此基础上，60年代初产生了两部分别由游国恩等编写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产生于批判运动的间歇期，也是本时期内学术环境最宽松之际，所以比较能够体现实事求是精神，能够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水平。

本时期的学科人才，大体上可分两大部分。一部分由前一时期即解放前过来，他们多是大学教师、编辑等专业工作者，有的早已是知名教授，优秀的古典文学专家。进入本时期后，他们一方面工作、生活得到较好安置，另一方面却被视为“旧知识分子”，成为长期改造对象。虽然当时有明确的政策：“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6〕然而在迭次运动中， 他们鲜有不受到这样那样批判和冲击的，他们中“许多人”其实颇为真诚地努力改造自己，但在“很长的时间”内，“总是”不被认可，直到70年代还被称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略作比较即可发现，许多跨越了前一时期和本时期的古典文学专家，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前期多而本期少。原因当然不是他们前期努力著述而本期疏慵懒怠，实在是思想压力大而运动又频繁，影响他们集中精力从事专业研究。一些优秀专家正当盛年，却成果不多，甚至处于半搁笔状态，这是惊人的人才浪费，令人扼腕叹息！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另一部分人才为本时期培养出来的青年学者（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至本时期末亦已不年轻），得益于1949年后教育事业大发展，这部分人数量较多。他们虽然年龄较轻，在新的教育体制中接受了多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但他们自己还是被定性为“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仍须改造世界观，仍须不断地参加“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因此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有不小的精神负担。这部分古典文学学者不乏有才华者，但在知识结构上存在弱点，主要是知识面褊狭，专业基础不够深厚，外语水平普遍较差，不能跟老一辈学者相比；而部分人还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形成了用简单化了的唯物史观观察问题的思维惯性，以简单的阶级分析法应付复杂的文学史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他们提高研究水平形成不小的阻力，此时代使然，非个人之咎也。

本时期有一位比较突出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是不能不提及的，他就是何其芳。在本时期学科统一的大背景下，何其芳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发表过一些相当大胆的言论。比如他曾说：“在文学史上，在同情人民和反对人民之间，在明显的进步和明显的反动之间，还有大量带有中间性的作品。”〔7 〕他在论述典型问题时还多次强调“典型性并不完全等于阶级性”〔8〕。看得出来， 他总是努力在历史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法之中，寻求一种灵活性和中间地带。他还常常在一些讨论问题的场合，充当“纠正”极左思想的角色；在他所作的某些具有“官方色彩”的报告中，也总是强调对文学遗产的实事求是态度，如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上的报告《正确对待遗产，创造新时代的文学》（1960年），就以主要篇幅，批评某些“偏向”，而“偏向”中以“左”的东西为主。为此，他常被某些人目为“右”的代表，而遭到攻击。何其芳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以《论〈红楼梦〉》（1956年）分量最重。这是一篇长达9万字的论文，也可以视为一部专著。 文章全面论述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分析了书中着力描写的人物形象的复杂性，评价了它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坛上的地位。文章贯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思想，但论证是严密的、切实的，而且还指出《红楼梦》中寓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显示着他特有的理论上的灵活性。这也正是他的研究个性所在。在本时期的《红楼梦》研究著作中，《论〈红楼梦〉》达到了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因此难能可贵。

四
第四时期为学科多元化发展时期。所谓多元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得到重新认识和阐释，确立其作为社会科学观念的应有地位；同时那些体现人文学科特点的其他各种学术观念和方法，也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吸纳，使本学科的研究方式多样化，真正体现“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本时期总共20余年，又可大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指1985年前，后阶段指1985年后。前阶段稍短，可以概括为“拨乱反正”阶段，实即多元化发展的准备阶段；后阶段较长，可以说是正式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阶段。

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 是与政治大局相同步的。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发生大的变化，极左路线受到清算，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在此背景下，文化学术事业重新萌发生机，古典文学研究也在多年消歇之后获得新生。首先是在量的方面有所恢复。随着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古典文学重新被确定为大学中文系重要基础课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恢复和扩充加紧进行。1980年《文学遗产》以杂志形式复刊，具有一定象征意义。从此古典文学研究又开始走上正轨，学科的重要性质再次得到社会确认。 也就在1980年后，与相邻学科情况相仿佛，古典文学领域也开始成立各种学会，通过这些学会，学者之间的横向联系有所增强，研究队伍重整旗鼓，学术活动也次第展开。全国各地举办的有关古典文学的有一定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每年总有10次以上。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包括请进来、走出去，也已开始。在这种形势下，研究成果也相应增加，出版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数量激增。

质的方面情况更堪注意。本阶段所做的工作，首先是对前一时期尤其是“文革”中的有关种种谬误进行廓清，包括理论观念上的以及具体文学现象评论上的。理论上的，如关于文学遗产的性质，怎样继承文学遗产，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怎样看待古代作家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怎样评价他们的文学贡献，如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贯彻历史主义，如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古典文学研究学科的性质及作用，文学遗产研究与“四个现代化”之关系，等等。具体文学现象评论方面的，则牵涉到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作品，一些前时期被强加上的错误结论和说法，本阶段先后予以纠正，这也是为古人“平反”。如关于李白与杜甫，《红楼梦》问题，《水浒传》问题，等等，一些明显错误、缺乏根据的说法，被一一否定舍弃。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具体，也比较多，“文革”前十七年及“文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本阶段几乎都有文章，对它们一一清理。拨乱反正方面还包括对上一时期所发生的某些批判运动的重新评价，如对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杂志都曾刊出文章，作了实事求是的历史回顾和客观评论，对于其中是非功过的分析，比较令人信服。拨乱反正的结果，一方面消除了种种遗留谬误和弊端，清理了学科的“地基”，使研究工作能在较高的起点上展开；同时也使广大古典文学工作者从上一时期的“学科统一”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学科的多元化发展作好思想理论和心态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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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大抵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发展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曲折反复。不过总体上说，还是在向前发展，至90年代后期接近世纪末之际，多元化的格局可以说已经大致确定。这种格局的内涵是：

（一）经过重新阐释的唯物史观，仍然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观念。此时的唯物史观经过几年“拨乱反正”，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弊病，因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种“新”唯物史观的优点在于，它在解释文学的生成、文学的基本性质、文学的演变发展、文学的时代特色、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作家文学活动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等方面，仍然具有强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又不再具有封闭的、僵硬的、唯我独尊的、排他的特性，而具有了开放的性格，能够灵活处理与其他学派学说的关系，能够与其他学派学说并存兼容。

（二）人性论又悄然返回人文学科诸领域。人性论、人情说、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这些以“人”为本位的思想观念，本是人类生活和情绪的表现和反映，具有超时代的普泛性。文学中的这种客观人性存在，自然会引发出文学研究中的人性论。在本世纪学术史上，曾有过多次剿灭人性论的战斗，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鲁迅挂帅的对新人文主义学者梁实秋的人性论的批判，40年代初在毛泽东主持下对延安文艺界的人性论的批判，50年代60年代的批判运动中，也多次涉及人性论问题，“文革”中更是不容人性论有一点残存的余地。人性论之所以难以扑灭，就因为事实上存在着人性。也许这道理太过普通平常了，所以80年代这次人性论的死灰复燃，竟没有造任何声势，连一篇豪壮的宣言亦无，它只是悄悄地潜入进来，不久就几乎感染了每一位古典文学研究者。感染有轻重不同，轻者将它当成唯物史观的一种补充，重者则以此为基本观念来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如有学者即从人性论出发来重写中国文学史。人性论自有它独到的优势，尤其在分析理解创作意图和作品意蕴，作家人格精神，以及文学的流传和影响等方面。总之，在世纪末的今天，古典文学研究者至少已不再讳言人性、人情，至于是否将它作为研究的基本观念，则因人而异。而在研究论著中字里行间透出人性的有关说法，则已随处皆是，不胜枚举。将唯物史观与人性论并用互补，似乎已经成为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界最风行的做法。

（三）现代主义思想学说的引进。现代主义学说早在本世纪第一第二时期已经进入中国，并且在学术界和创作界发生过一定作用，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叔本华学说、弗洛伊德学说等等。几乎所有的五四时期作家都不同程度地接触过这些思想学说，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反映。例如弗洛伊德学说，当时的影响相当广泛，而且有人拿来观照中国古典文学，郭沫若就曾以精神分析理论批评过《西厢记》等古典名著，说：“精神分析派学者以性欲生活之缺陷为一切文艺之起源，或许有过当之处；然如我国文学中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如《楚辞》，如《胡笳十八拍》，如《织锦回文诗》，如王实甫的这部《西厢记》，我看都可以用此说说明”〔9〕。当然，在本世纪第三时期， 现代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在中国没有存在之余地，所以80年代的卷土重来使不少人感到新奇。还以弗洛伊德学说为例，此时又有人拿来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如谓《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焦母无端迫害虐待刘兰芝，是出于“恋子情结”，因为兰芝的品格行为，即使从封建伦理道德来衡量，也无可挑剔，是一位完美的儿媳妇，焦母驱媳时也没有说出任何道理，所以只能从焦母的寡妇心理去分析云云；不能不说这也有一定道理。现代主义学说应用于古典文学研究，其发展前景及成绩的评估，尚需假以时日。

（四）后现代主义学说的引进。这是一些新奇的东西，包括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这些理论学说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影响甚大，成为文坛时髦趋向。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偶见有论者运用“接受美学”、“文本研究”理论解读中国古代文学，甚有新意，启人思路；然尚未形成系统，有些生硬，且在思维方式方法上与传统方法距离甚大，因此尚未为多数同行接受，影响有限。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五）当代新科学理论的引进。此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最有代表性。这些本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发展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来的新的观念，代表了当代科学对宇宙和人类自身认识的新发展。它们对于促进现代科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一些识者将它们介绍进来，甚至还有人尝试着用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颇能开人眼界，诚所谓多闻多益。1986、1987年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及著作，在古典文学研究界颇受注目，但其后便难以为继，少有人道及。来得快、去得亦快的原因，恐是客观上作为人文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自然科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学科性质对象不同，学术观念和方法也难以简单移植通用，欲沟通两类距离遥远的学科，尚须下更大更多功夫；主观上则论者不具备打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识根底，人非通才而作通论，不亦难乎！

（六）学科的拓展与打通。这是本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打破划地为牢的做法，真正体现开放的精神，将本学科与其他学科打通，这是改造学科体质、提升学科水平的重要措施。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文化学的特点在于覆盖面广，整体性强，古典文学研究与文化学研究的“联姻”，使本学科避免局限于一隅，作封闭孤立之研究；同时也给本学科提供了更多因大见小或因小见大的可能性。总之，使古典文学研究向着“融会贯通”的方向发展。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本时期学科人才状况，以年龄层次大致可划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为从本世纪第二时期（1949年前）成长起来的人才群体，姑称之为“老一代学者”。他们进入本时期年事已高，大多已届古稀，而陆续谢世者亦不少，至世纪末尚健在者已不多。他们以优秀学力根底和丰富治学经验，成为本学科的“人望”。他们以耄耋之年，仍奋发有为，撰述不止，再现学术雄风。其中钱锺书、程千帆堪为代表。钱氏以多年厚积为基础，写出煌煌巨册《管锥编》，以及论文《诗可以怨》等。《管锥编》的写法一仍《谈艺录》，唯贯串线索则以先秦《诗》、《书》、诸子，以及严可均“全文”等，格局更近于高邮王氏《读书杂志》。书中再展其古今兼精、中西贯通、学识渊博、睿智警策的学术风采，显示老而弥健精神。钱氏两部学术巨著，分别产生于本世纪第二时期及第四时期，颇含象征意义，即本时期的学术精神，实质上与三四十年代遥相呼应。程氏于本时期亦有多种著作问世，如《宋代文学史》、《文论十笺》、《被开拓的诗世界》等，于老一代学人中甚为突出；而程氏又充分发挥传道授业优势，在培养年轻一代学者方面付出心血，并取得卓越成功，自80年代中期以来，门下人才辈出，形成坚强学术“梯队”，在本学科中广受称道赞许。

第二大类为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才群体，姑称之为“中一代学者”（事实上他们至90年代多已年届花甲）。这一代学者的特点已如前述，作为学科人才构成的不可或缺部分，他们在本时期担负了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本时期前半的拨乱反正工作，主要就由他们来做，此为一大功绩；后半的学科多元化建设，他们也参与了一大部分工作，而在培养新一代人才方面，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最多。至于本时期一些重大学科项目，他们也多担任设计筹划者和主持人。可见“中一代”是本时期学科发展的主力。当然他们中一些人在思维方式上及知识结构上，存在着“学科统一”时期带来的若干局限性，对于学科发展也不免造成一些影响。具体表现为：本时期虽已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学术大环境有很大改善，学科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从成果上看，平庸之作似乎多了一些，能与前代学术大师和杰出研究家媲美的大手笔、大制作，几近于无，而在创立有特色的学术流派方面，似乎也颇滞后。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术机制上仍然存在问题，有待改进，但与人才素质无疑也有很大关系。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第三大类为本时期成长起来的人才群体，姑称之为“青一代学者”（事实上80年代初毕业的研究生中，有一些人至世纪末亦已年过知命）。这一代人在拨乱反正和创造多元文化的氛围里成长，传统因袭的负担较轻，因此思维方式上具有较大的开放性，知识结构也有所改进，尤其是90年代毕业的人才，他们年龄更轻，传统因袭更少，更具有当代型性格，思维活跃，对当代学术思潮领悟较快，求新求变的欲望强烈，创造力更强。
再者，他们的外语程度也较好，利于了解国外学界信息和作比较研究。他们从事学科工作虽时间不长，但已经显示相当的能力，取得不少成绩。但他们也存在若干弱点，首先是专业基础尚欠深固，现行教育体制决定了他们读研究生时才进入学科专业训练（这与上一代人相同），这无疑太晚了些。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学术心态不够专精，生在市场经济时代，多少沾染一些市场心态，受利益牵动，或急功近利，或旁骛过多，或为外在目的而希望早出成果、多出成果，较少关心内在学识的养成和积累，这就易于出现浮躁作风。

要之，本时期虽已进入学术多元化时期，体现更多近代性质，研究成果也多于以往任何时期，但从学术史上看，仍带有一定过渡性质。以故直到世纪末，仍未见学术大师的身影出现，此为时代之遗憾。

百年古典文学研究发展的四个时期，次第相替，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然而总体上说，时代在前进，学科也在不断完善和提升。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本世纪是中国数千年来本学科取得最大成就的世纪，学科的近代化就在这百年内得以基本实现，而且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成果，涌现了许多位学术大师和杰出的研究家。这是我们20世纪古典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光荣，也是留给下一世纪的一份丰厚遗产。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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