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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1)

2013-08-21 01:04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因而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作为社会人文科学一分支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的变化程度也非常之大，可谓前所未有。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向为显学，拥有数千年繁荣兴旺历史，传统深厚，在本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也咸与维新，不断改变着自己的体制和面貌，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在世纪末的今天，回顾本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百年历程，总结其成败得失，可以使我们对本学科在本世纪走过的道路有一个清醒的自我认识，同时也为下一世纪本学科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参照和依据。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本世纪内，总体上说，走过了一条由古典型向着近代型不断演变的道路。学术的近代化，在这里成为百年发展的主线。近代化过程，涵盖着本学科的全体和各个方面，它包括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以及作为学术观念和方法的结果——学科成果的产生，还有学术观念和方法的体现者——学科人才的养成。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近代化的学术观念，主要包括本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近代具有启蒙性质的观念，如平民文学的观念，文学为人生的观念等；近代科学观念，如进化论的观念等。这些观念，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征圣、宗经的观念，文以载道的观念，复古的观念。近代化的学术方法，是指近代科学的方法，它们也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经学的、文章学的方法。当然，近代化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还包括随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二三十年代传入的“现代主义”，80年代传入的“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方法，这些观念和方法，彼此性质不同，存在很多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情况很复杂，但与中国传统的古典性的思想学术相对而言，它们都无疑具有近代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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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划分这四个时期的依据，主要就是各时期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基本状况，以及主要由这种状况所决定的学科发展近代化的不同程度。 第一时期为1900年至1928 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起步时期。第二时期为1928年至1949年，这是学科近代化的发展时期。第三时期为1949年至1978年，这是学科统一的时期，也是近代化的曲折时期。第四时期为1978年至本世纪末，这是学科拨乱反正和多元化发展时期，也是近代化的再发展时期。

一
第一时期，是古典文学研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初期。本时期内，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趋势是近代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近代思想自19世纪中叶即已开始从西方引入中国，本世纪初，正是处于“西学东渐”的关键时刻。西学新思潮的传入，对当时维新改良派及反满革命派人士都有影响，对当时中国的文化学术，也颇有触动。例如梁启超在世纪初提出的“小说界革命”，极力推重小说的社会“群治”作用，指出小说有“四种力”，主张提高小说的地位，就是受了西方近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不过“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文学改革主张，虽形成了一定声势，主要却是针对当时创作而发；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也许由于这块古老的学术领地与时政的距离较远，所以影响还不大明显。本世纪初的古典文学研究，应当说基本上还是经学（包括清代“汉学”）与桐城派文章学的天下。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仍以古籍注疏、版本校勘、轶文收辑、文章评点、诗话词话等为主，其成绩当然不可否定，如孙诒让《墨子闲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但这已是千年传统学术的强弩之末，却也毋庸讳言。

然而新学侵入这块旧学的传统领地势不可免，当时有人以先觉者的姿态，将近代观念和方法引入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此即王国维。王氏于1904年写出《红楼梦评论》，文章从人生与“美术”的关系论起，指出有“优美”“壮美”之区别，接着论述“《红楼梦》之精神”，又分析“《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虽然他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甚深，其具体结论未必十分正确，但重要的不是此文的具体结论，而是他将文学作品与人生联系起来，与美学、伦理学联系起来，其研究的视角是全新的，其观念完全是近代性的。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史上，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近代式的研究，而这篇文章也是第一篇真正的近代式论文。所以王国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迈向近代化道路的第一人。王国维之后，古典文学的近代式研究仍颇寂寞，仍然是“义理、词章、考据”之学弥漫于世。不过也有少数呼应者，这就是林传甲和黄人两位在中国文学史编写方面的尝试努力。林氏为京师大学堂教员，1904年编撰了《中国文学史》讲义；黄氏为东吴大学教员，约1905年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讲义。编写中国文学史之举，无疑是受了外国学者的影响，当时俄国人瓦西里耶夫、英国人翟理斯和日本人古城贞吉等，早已有《中国文学史》问世。林氏之史，即有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的痕迹。这两部文学史，作为国人草创之作，水平都不高：林史对象不明，体例混淆，书中文字学、书法、训诂学、经学、史学等与文学一道出入其间，黄史则大量抄录原著文字，浩繁芜杂。然而编写文学史一事本身，已属近代学术行为，仍具近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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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型古典文学研究的大规模兴起，是在辛亥革命数年之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中国思想文化界又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就是近代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提倡。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推动下，当时在文学方面形成的新观念新思想，有平民文学的思想（陈独秀等提出），有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周作人等提出），有文学进化的思想（胡适等提出），等等。这些新思想，同样也被用来作为审视传统文学的出发点，成为更新古典文学研究的起点。当时也兴起了宣传和运用科学方法的新潮流。科学方法的提倡者有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尤其是胡适，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科学方法。他从“实验主义”思想出发，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征”十个字，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要诀”。胡适与梁启超还对清代乾嘉学派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从他们那里总结出符合科学精神的研究方法〔1〕，其主要内容就是分析归纳的、重证据的方法。 这些基本上属实证性和形式逻辑方法，其近代性质亦甚明显。由此，“五四”之后不数年间，古典文学研究面貌大变，运用新观念新方法，已经成为学科中的主流。其标志性变化有：（一）古典文学研究真正做到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这是借助于对“文学”概念的逐步澄清做到的。“古典文学”中“文学”一语已非“文学子游子夏”之“文学”含义，而是指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美文”，此是近代概念之“文学”。由此使研究对象准确化、集中化。

（二）出于对封建旧文化的痛恨和蔑视，疑古思潮大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们对一切旧说都投以怀疑眼光，作重新审视，摘发其谬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学思想迷雾，以及种种陈说陋见，普遍地被怀疑，被清除。《诗经》作为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古老、又被极端神圣化了的一部作品，成为“疑古派”的第一个解剖对象。当时许多学者都投入了对《诗经》的重新诠释，如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俞平伯、郭沫若、康白情、刘大白等，他们对以《诗序》（尤其是“小序”）为代表的古代经师之说，完全推翻，弃置不顾，而从“诗三百”文本着眼，直接去探寻诗篇的含义，作出全新的解读。总之，古典文学研究被纳入批判封建旧文化的大格局之中，体现了鲜明的观念革新的性格。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三）愈来愈多的研究者运用分析、归纳方法，以及实证的方法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在一部分史学、古典文学工作者中，“实验主义”方法亦颇流行。此主要由杜威、胡适的宣传所致，胡适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为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其基本精神是实证的，对于规范研究工作的科学性，提高研究者方法论上的自觉程度，起了积极作用。“古史辨”派对古代历史的辨伪和研究，基本上都是实证方法的具体运用。此皆体现方法革新倾向。

（四）出现一些研究热点，在这些热点上，新观念新方法取得重大突破，成为显示学科近代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显著事例。尤其在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研究方面，这些在传统研究中不被重视的领域，进展快，成就大，更令人注目。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取得的杰出成就，都主要在小说、戏曲领域之内。《红楼梦》研究中“新红学”的诞生，就是新的研究方法的直接成果。它以实证性优势，使得“索隐派”的“旧红学”立现牵强附会、随意拉扯、游谈无根的弊病，从此一蹶不振；而一个回合之后，“新红学”遂执《红楼梦》研究之牛耳。

（五）一些体现近代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基础工程，如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概论等，在本时期内草创，并且走向初步成熟。自国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成书之后，至20年代后期，各类文学史竟产生三十余部，且内容体例逐渐规范化。到本时期末，文学史著作在对象的界定、叙述内容的安排、章节设计、评论观念等方面，较之世纪初诸文学史，都有很大改进，至少陈腐之说及混杂体裁已颇稀见；而各种专门文体及类别的文学史也逐渐出现，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912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等，它们往往比综合性的文学史写得更好更精，更能显示文学史学的进步和走向丰富成熟。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六）体现近代特征的论文、研究专著，逐渐成为主要的研究样式。自第一篇近代式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红楼梦评论》及第一部近代式研究专著《宋元戏曲史》之后，经过十年左右沉寂，至“五四”以后，新的论文和研究专著，终于接踵而至、蓬勃产生。近代形式的论文、专著（也包括一些考证著作），与古典研究形式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它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由于形式逻辑强，所以近代式的论文、专著等方式，具有更强的
说服力。

（七）大学的创办，大学文学院内文学系科的设立，是本时期内开始的事情，这为古典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从教育机制上得到保证，使新型研究队伍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而大学文学系科本身，也成为新型古典文学研究的基地。例如北京大学文科，既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的基干力量。

（八）在新旧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古典文学研究家。这批研究家一般都拥有扎实的专业基本知识，开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判断能力；他们一般还拥有一门以上的外国语能力，基本上做到中西兼通；他们多数人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是学者而兼作家，或作家而兼学者。总之，他们的综合文化素质和能力既高且强，又幸遇学术转型关键时期良机，因此成就也大。其中少数几位如王国维、鲁迅、胡适等还成为学术大师，为本学科近代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以王国维为例，五四时期形成的若干新观念及方法，其实在王氏本世纪初撰写的著作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即已阐发：“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此实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提出“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之滥觞。王氏从美学视角研究《红楼梦》，这里寓含的近代眼光，甚至十余年后的五四时期诸“新红学”家也瞻望弗及。“新红学”家唯以实证方法为基本工具，虽然也属近代学术性质，但他们不知审美研究为何物，终不免与《红楼梦》的文学本质相隔膜。此皆显示王氏超越侪等、领袖群伦、独辟近代学术蹊径的大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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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方面现象，标志着古典文学研究在本时期内，取得了重大成就，学科初步实现了由古典式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转变。

不过本时期既为学科近代化的初期，也就难免存在种种不足和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近代化进程尚显粗糙。表现在学术观念和方法以及一些具体做法上，都有不够全面妥贴之处，甚至还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例如：

过分重视突出白话文学，轻视贬低文言文学。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都称文言文学是“死文学”，唯有白话文学才是“活文学”；胡适为此编撰了《白话文学史》，以贯彻其主张。这种以白话为唯一取舍标准的做法，势必将古代许多优秀的非“白话”的文人作品贬斥为“死文学”，明显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而且什么算“白话”，什么不算“白话”，事实上很难划清界线，对古代文学更难掌握尺度，弄不好就会自乱体例。

过分突出古代平民文学，贬抑“贵族文学”；对贵族文学不加分析地贬低排斥，无疑也是一种简单化的过激做法。

运用文学进化理论，有机械死板倾向，流于公式化。不少论者在批驳今不如古的复古主义传统思想观念时是正确的，但提出的正面主张以为文学必定后胜于前，却是过于绝对化了，没有考虑到文学学科的特殊性和发展的历史曲折性。在这一点上，当时“学衡派”梅光迪等人对“新文学派”的批评，事实上具有补正意义。

过分强调实证科学方法，忽略人文方法，对学科的人文性质有所忽略。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本身并不错，但必须指出这是一种实证性科学方法，它只是科学方法体系中的一部分，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主要能运用于文学史料的研究处理，在考证作家生平、作品流传及版本等问题上比较有用，对于涉及古代文学中思想意识、感情变化及艺术表现特色等方面问题，实证方法就不一定能够奏效。因此，本时期的“方法论大师”如胡适、顾颉刚等，他们的“方法”实际上主要落实到文学史料的考证工作上，“古史辨”派所辨者，基本上皆是史料问题；一接触到更加本质的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问题，他们就往往显出无能为力，甚至有意规避不谈。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过分否定传统。在转型期内对于传统守旧势力及其观念作必要的冲击，是正当的。

但当时疑古思潮有否定一切传统倾向，呈现某种程度虚无主义色彩，如屈原否定论、禹否定论等，皆于此种背景下提出。

以上种种，可以理解是学科新旧交替时期难以避免的矫枉过正现象，不能否认这里包含着不少片面性，有待克服。

二
在第二时期，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向深广发展，学科的体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期内，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初步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向着近代化的多样性方向发展。其实，上一时期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在它们的发源地欧美西方国家，已经是属于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的，甚至是十七、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思想，进入20世纪后，欧美文化早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现代主义”文化盛行，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思想文化正以汹涌澎湃之势迅速发展蔓延。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对于打破封建专制愚昧落后传统文化的束缚，无疑是必要的，具有革命性意义。五四运动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启蒙性质。但是与世界文化发展状况相比，这无疑落后了一大段距离。进入本时期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继续快速发展，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再迈出一大步，大体上跟上了世界的步伐。其表现是，一方面，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主角的近代文化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连“现代主义”的种种思潮也有所渗入，有所表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文化也在中国扎下了根，并迅速壮大。

与上一时期相比，本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在近代化道路上又取得了诸多进步，其基本特征是朝着深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一）基本上放弃了“打倒贵族文学”之类简单化的做法，而代之以对古代数千年丰富的士大夫文学作实事求是的认真分析。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二）不再以“白话”、“文言”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准则来区分古代文学，认识到白话或文言只是书写、表达工具，并不决定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胡适给新文学下的定义：“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片面性已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因此至本时期，“白话文学”的论调已经由高涨而低沉，再由低沉而衰歇。

（三）能够比较灵活地理解和运用进化理论，不再以进化理论去硬性套用在一切古典作家身上。本时期虽还有人在编写《中国文学进化史》（谭正璧），扬言“本书不但拒绝非文学的作者或作品，而且对于退化了的文学，也加以非议和忽视；以进化的文学为正宗，而其余为旁及”，显出一种生硬的态度；但大部分文学史家都能将进化的原理，以比较自然的方式体现在自己的研究中。

（四）对古代文学传统持一概否定态度的人少了，甚至对于《毛诗序》这样的汉代经学的代表性著作也能作冷静分析，肯定大《序》在诗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屈原否定论”虽还有人传其衣钵，至30年代尚有人作《〈离骚〉作于汉代考》（何天行），但学术界却涌现出好几位真正的楚辞研究家（游国恩、陆侃如、郭沫若、闻一多、姜亮夫等），他们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是愈来愈深入了，明显超越了前辈。

（五）在坚持科学研究精神的同时，也有人能够注意发掘古典文学中的人文意义，对于人性、人情、人道精神等给予相当的评价。做这种工作的人多是非阶级论的“人性论”者（如“新人文主义”者梁实秋、闻一多等），当时他们被左翼文化阵营视为“革命文学”的反对者，但事实上他们是作出了学术业绩的，对于在本时期内兴起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作了重要的补救。

（六）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实证的科学方法之外，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一些近代人文方法如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有利于从多角度、多侧面去揭示古典文学的丰富内涵。闻一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史料实证研究的同时，运用多方面的人文学科手段，从他那诗人的敏锐感觉出发，对古代文学尤其是诗歌作品如《诗经》、《楚辞》、唐诗等，作了出色的解读，揭示了许多常人不易觉察的含义。而中外文学交往史、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也在本时期开展起来，并且涌现了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家。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七）在研究对象的把握上，也更为全面，在学科领域的开拓方面颇有建树。对于文学史上各时期的文学，少有遗漏，如辽、金、元文学，一向被忽略。而本时期竟颇受论者注意，仅1934年内，商务印书馆即出版了两本有关研究著作，作者一为吴梅（《辽金元文学史》），一为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对于各种不同类型杂体文学的研究，也少有忽略。此时期小说、戏曲的研究早已蔚为大观，毋庸多说；此外对各种民间文
学如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故事、佛曲、弹词、鼓词等，各种杂文体如游记、日记、诗话、词话、笔记等的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展开。其中如沈雁冰对神话的研究，顾颉刚对民间传说的研究，郑振铎对各种“俗文学”的研究，皆取得了开拓性成就。

以上所归纳的前四点基本上为深化的表现，后三点则为多样化表现。总之，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深化、多样化，意味着学科近代化的逐渐平稳成熟，是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特点。

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第二大特点是唯物史观的确立。唯物史观在五四时期即已传入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皆曾撰文多篇，阐发其大旨，如李氏所撰《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 年）、 《史学思想讲义》（1920年）等。唯物史观在20年代迅速传播，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连丁文江、胡适这些“科学主义者”、“实验主义者”也略有濡染。然而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学，却迟至1928年才真正有所进展。是年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使双方都在文学理论上有所进步，向着唯物史观的方向前进。但关于古典文学问题，双方又都无暇论及。而此时远避日本的郭沫若，却因客观环境限制，正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完成（1928—1929年），使他率先成为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第一人。作者自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2〕书中运用唯物史观， 对商周时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了研究，提出西周奴隶社会说。《尚书》、《诗经》为该书主要研究史料，也是研究对象，作者以唯物史观解读《诗经》，发掘出不少前人不可能认识到的含义，这是《诗经》研究史上一大突破，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一大突破。自此，唯物史观在三四十年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迅速发展。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唯物史观进入古典文学研究，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气象。具体表现为：对于古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能够从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方面去寻找必然原因，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对于古代作家作品，能够根据当时的阶级关系情况，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去作出历史性的价值评判，避免以抽象的道德伦理观念去看待古人；对于文学的变化演进，可以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出发，去加以统摄和把握，去总结古典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些优点或长处，是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及其他任何文学史观所不具备的。三四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不少人在努力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作出了各自的成绩。不过时间先后，情况也有所差异。总的说，30年代是开创阶段，虽然已经取得一些成就，但尚显粗疏；而40年代后则有所改进，走向成熟。对此，只须将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两相对照，即可了然。谭著出版于1933年，为早期唯物史观文学史之代表作。书中完全以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史阶段以及阶级斗争学说为纲，来设置章节，如第二章的章目为“原始封建制度时代的文学”，内设三小节，节目分别为“封建制度的确立”、“贵族生活的反映”、“农民生活的反映”，全书大体皆如此。这就不能不显得有些公式化、概念化，作者不是从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研究中得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而是将古代文学往现成的规律里分门别类地装进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写成于1939年，出版于1941年，下卷写成于1943 年， 出版于1949年，可以代表40年代的水平。刘著同样贯彻着唯物史观，书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阶段以及阶级关系等，大体上采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成说，而对于文学发展的复杂情况，也给予充分的注意，努力阐明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其论述既含唯物史观原理，又如实分析了“流品很杂”的历史实际状况，克服了简单化弊病，显示出较强说服力。刘大杰文学史的优点不止于此，但就在这一方面，已显出其高于众作一筹。由此可以说，至40年代，唯物史观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已臻于初步成熟阶段。

本时期文化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全国大学数量比前一时期增加不少，出版事业也续有成长，尤其是30年代，为旧中国出版最繁盛时期。在此背景下古典文学工作者人数较前一时期增多，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家，新一代研究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郭沫若、郑振铎、闻一多、钱锺书、刘大杰，他们的治学性格和作风各异，专长也不同，但都表现了知识广博、功底深厚、富于才华、有创造力、学术个性突出的特点。他们所取得的总体成就，未必超过前一时期的学术大师如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但就研究性格言，无疑近代化特色更加鲜明。这也是与整个学术发展阶段的性质相联系着的。

三
第三时期为古典文学研究由多样化转为统一化的时期。统一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天翻地覆的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诞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学术思想言，自此进入了唯物史观一统天下的时期。包括古典文学研究在内的社会—人文科学研究，被纳入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关于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毛泽东早就制定了这样的方针：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3〕这一节论述为古典文学工作者熟知，但是就在这一节文字之前，毛泽东还提出了另外一点，即：“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4 〕其实，这后一点是观念性的前提，非常重要。而1949年以后的实际情况，也正是一方面在党和政府倡导下，对古典文学做着“清理”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着批判唯心论的进程。这两方面几乎是交织着进行的。由于前者是日常的一般工作，后者却常以批判运动的方式进行，所以后者的影响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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