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代的政治权力与文学：区隔的逻辑(1)学(3)
2013-09-28 01:12
导读：三文学的符号秩序（一）：正统的文学 那么，中央集权权力又是如何渗透到文学的内部中去的呢？我们也许可以假定，权力拥有者或者权力体制把符合自
三 文学的符号秩序（一）：正统的文学
那么，中央集权权力又是如何渗透到文学的内部中去的呢？我们也许可以假定，权力拥有者或者权力体制把符合自己利益的统治性话语冒充成普遍化话语，在文学家内部构建成两种区隔：即对那些能够服从官方意识形态，能够将这些外部压力转化成一种自觉性追求，转化成自身的一种使命、义务或责任的文学家授予一定政治、经济或符号资本；同时将拒绝承担这种道义承诺的文学家打入另册，予以符号排除，20 使他们处于丧失合法性的匿名状态，甚至诉诸国家暴力加以迫害。21 我们不妨把这两种文学分别称之为正统文学和异端文学，或者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必须指出，这两种文学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我们将要分析的实际上是主要是前现代社会文学世界的两个想象的端点，因为不借助于这一理想化的理论模型我们就无法有效地把握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此两端点之间，存在着广阔的过渡、交叉地带。其次，这两个端点在影响或地位上是极其不对称的，事实上异端文学或非主流文学在某些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常常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最后，尽管在后文中，我们主要是通过文类的区隔来把握正统文学和异端文学的区隔，但是，这也只是指出了一种大致上的概貌。事实上，高级文类中当然会出现许多异端观念，而低级文类则有不少作品的正统意识比一般主流文学还要强烈。
如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由于前现代社会的性质本来就具有独白社会的性质，"大多数人被排除在政治的话语领域之外，因而，难以或实际上完全不可能明确的表达观念层面的’对抗领域’。"22 换言之，正统文学是一种几乎缺乏对立面的文学，所以，正统文学在前现代社会几乎就等于文学本身。文学内部的斗争被人关注的往往更多的是分别代表着保守政治集团和新兴政治势力各自利益的文学家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无论如何激烈，但文学家或文学群体总是倾向于采取宣称唯有自己才是意识形态的合法代言人的斗争策略，也就是说，官方话语乃是斗争双方共同默认的基本信念，它决定了符号斗争的游戏规则的底线。举例来说，明代"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的争论，无论分歧多大，他们都没有怀疑复古本身的正当性，更没有怀疑儒家学说（例如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正当性；相反，他们认为唯有自己才是把握了文学真理的真正复古者，才是儒家诗学的真正传人。这并不奇怪，因为只有把自己对文学的定义与意识形态的总体性规定联系起来，才有可能在争夺对于文学的合法命名的垄断权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谋求符号资本对自己的青睐。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不过，我们固然有太多的史实依据可以证明文学家所创造的符号象征体系与他们所依附或者希望依附的权力阶层之间决非偶然的联系，例如，很难说维吉尔创作的《埃涅阿斯记》所宣扬的罗马的光荣与罗马皇帝屋大维的代理人梅塞纳斯对他的经济资助毫无内在关联，而司马相如的煌煌大赋中对帝国威势的歌功颂德与汉武帝授予他的政治地位这两者之间，显然具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贝尔曾经所指出的那样："权力研究的魅力之一在于这一事实：无论愿意与否，艺术家和思想家永远不可能完全接受权力。""艺术家、诗人、
音乐家服从于他们的直觉，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大容易被（权力）秩序所左右。"23 我们不能把资本的与夺与文学家的写作倾向解读为类似于刺激-反应这样的简单关系。我们不能在作家被写入正史的《文苑传》、被选入翰林院、被接纳为骑士宫廷充当专职抒情诗人、24 被推举为作家协会会员、被授予桂冠诗人称号甚至诺贝尔文学奖等等事实与作家作品之间划上等号，并以前者为绝对的着眼点来考察后者。因为，重要的是，文学家与统治者的同谋关系建立在他们对统治性意识形态的认同的基础之上。具体地说，在对符号资本的追求过程中，文学家将这种追求加以合理化、自然化、内在化，也就是将它建构成自己文化习性的一部分，建构成与自己的直觉交融在一起的一种基本信念。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文学家们才将意识形态话语自觉性内化为自己的个人话语，并且以真理唯一守护者的姿态，在文学的内容甚至形式上自我设定禁区，并在与挑战这些禁区的文学家的符号斗争（例如刘勰为代表的主张宗经征圣、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例如法国古典主义捍卫"三一律"的新古典主义信条的斗争）中，不断再生产和再确认自己的正统地位和符号权力。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另一方面，还必须指出，这种信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它的支配下，文学家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中央集权资本对自己的控制，比如说拒绝接受他们认为不合法的那些政治或经济资本，例如宋元之际、明清之际那些以前朝遗民自居的士大夫拒绝入仕；再比如说当他们无法获得他们暗自认为自己理应获得的政治经济资本时，他们仍然表现对于正统观念的效忠，例如杜甫的立场，例如范仲淹的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他们甚至可以以正统话语的合法代言人的身份自我期许，并以此与特定的统治者保持距离：维吉尔尽管为罗马帝国寻找到了神的祖先，尽管用史诗的形式证明了唯有罗马帝国才是人类文明的合法继承者和传播者，但是他毕竟拒绝听从梅塞纳斯的建议，不愿为屋大维个人歌功颂德；而司马相如向汉武帝敬献的大赋中，尽管竭尽铺张扬厉之能事，渲染了大汉帝国的恢弘巨丽的盛世气象，但是他总忘不了要劝百讽一，要曲终奏雅，要说些诸如"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之类讽谏性的话。25 至于被政治排斥或经济资本匮乏的处在边缘地位的文学家，那种距离感就更强烈一些，26 或者说，那种卫道精神的冲动就更明显一点。被称为中国诗圣的杜甫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道德热忱，与他"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寄人篱下的个人际遇其实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共6页: 3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