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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心》、《孙子》看中国古典文论的源流和(2)

2013-10-01 01:13
导读:微观探解 《老子》说“道”,论“为”;孔子说“仁”,讲“学”;《孙子)说“兵”,教“战”。他们三人都说到“道”,但是《孙子》所讲的“道”跟
    微观探解 
    《老子》说“道”,论“为”;孔子说“仁”,讲“学”;《孙子)说“兵”,教“战”。他们三人都说到“道”,但是《孙子》所讲的“道”跟《老子》、孔子所讲的“道”在方向上很不一样。《老子》的道,意在天地人“三才”中的“天”;孔子的道,意在“地”上的政府社稷;《孙子》的道,专注于人。《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固然是说政府对人民可以“导之以政”共度艰难,或将军可以领导士兵出生入死。但就文学艺术而言,《孙子》讲的不也就是导演、作者与观众、读者之间的导引关键和如何引起读者的兴趣及共鸣?好的作者和导演能掌握读者和观众的心理,让人跟着文章、电影的发展,为英雄的冤死而哭,为美妙的生趣而笑。这不是“令民与上同意”的下一句“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吗? 
    《司马法》说的“凡战之道,既作其气(文气),因发其政(方向),假之以色(表情),道之以辞(言辞)。因惧(死、亡)而戒,因欲(生、存)而事……是谓战法”,讲得更细,但也说的是同一个“道”。至于《孙子》的其他的四校,“天、地、将、法”,不也就是任何文艺创作里所必须讲求的天时四季,山水风景,作者导演和文艺格式吗? 
    《文心·知音篇》对文情的审阅,也提出和“五校”相呼应的“六观”,要以“位体(情位文体)、置辞(修辞)、通变、奇正、事义(论证)、宫商(音律)”来见优劣。其中“通变、奇正”,更是直接借用《孙子》兵法的观念了。 
    至于《孙子》提出来的五项“将道”:“智、信、仁、勇、严”,也可以直接应用到作者的“文材”上。“智”就是创作的智慧;“信”就是材料的可信度和争取读者的信任;“仁”是要培养和具备对人类的关怀,或是“笔端常带感情”;“勇”和武士的勇更为类似,从勇于创新突破传统,勇于负起文责,到勇于“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严”是自律,写作有系统、有组织。“文法”、“文材”和“兵法”、“将道”真是太相似了!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如果说兵法的目的是胜敌“立功”,而修身胜已是“立德”,那么赢取读者就是“立言”了。中国传统“三达德”的奋斗,竟然也离不开兵法原则的应用! 
    《文心雕龙》里的兵略思想e 
    自《孙子兵法》竹简传世以来,最有系统“引兵入文”的就是 1500年以前,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刘勰祖籍东莞莒地,略属于现在的山东日照。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单以莒与即墨为齐国的最后据点来抗拒燕国覆灭齐国。燕国的名将乐毅留巡齐城五年,竟不能下。后来田单运用兵略智术,弄鬼神,用五间,以火牛阵大破骑劫,一月之内复齐七十余城,遂使莒地一举而成历史上战事名城。七百年来乡里父老想必津传乐道,相信对幼年的刘勰,必曾激起战斗幻想的火花和对军事兵略的憧憬。 
    更有甚者,《孙子兵法》作者——孙武的父亲田书,于公元前 523年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封邑乐安。后来孙武因司马穰苴之死从齐南奔吴国,和刘勰祖先也是自山东投奔南朝相似。这段历史渊源,对祖籍莒地的刘勰,肯定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刘勰娴熟兵法,他在一生事业三大关头,都以过人的机智和勇气,果决过关。其中乔装改扮卖货的小贩,鬻货进书一事,诡谲绝伦,完全是兵法运用的上乘智术,千载之下,犹令人拍案称绝。《孙子兵法》里最核心而关键的“诡”字在《文心》中,也与“谲”字共有二十余次高频的使用率。刘勰在《文心》中使用了大量的军事术语来表述他的文艺理论,诸如:奇正、通变、谋、势、诡谲、首尾、要害等等,几乎到了“春城无处不飞花”的地步。兹略举简例如下。 
    道和“兵形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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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虚实篇》里踵《老子》之道,亦曰“兵形象水”,在《行军篇》里又说“令素行以教其民”,在《九变篇》里也讲“告之以文,齐之以武”。应用《孙子兵法》,把读者导引到作者所安排的情境,这是武道文用。刘勰在《书记篇》里说“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从也”,则是政道、武道、文道,三道源于一道了。成功的作者可以用同样的兵略“垂帷制胜”(《神思篇》)和“制胜文苑”(《总术篇》)。写文章“出奇制胜”也本源出兵法。了解这个源流,就知道诗圣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略源出兵略,就兵家而言,实无足大惊小怪。这只是再次证明“天下之道莫非兵也”。 
    攻守 
    懂得教民以战(孔子),用兵携手若使一人(孙子),其后才能讲攻守。《文心·论说篇》里讲“迹坚求通,钩深取极”,是说攻,是讲“破敌”之论和打攻坚战(詹瑛注解)。吴兴弼评苏洵《明论》,说“虽未免挟数用术之说,然理亦如此。兵法攻坚瑕亦然”。“义贵圆通,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是说守,是讲如何“立己”之说。刘勰在此篇极明显地引用《孙子兵法·虚实篇》“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这种基本的攻守原则,就连讲《逍遥游》的庄子,也曾把它用在《齐物论》里讲解言辩攻守之道:“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此外,《文心·铭箴》解“箴”,也用攻防军事术语:“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文心·论说篇》里又说:“烦情入机,动言中物,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这是《易经·师卦》里说兵师的运用要能“行险而顺”。刘勰在“神灭论”大论战中没有积极参战去勉强立论,而在梁武帝以菜蔬代替牺牲祭祀七庙的次年,紧接奏请二郊当与七庙同用蔬果。他真的是懂得用兵攻守之道,达到他自己在《论说篇》中标赞的“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这是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而复能知行合一的明例。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布阵,治众 
    能破能立,有攻有守,这是用兵略以行文的动势。在此动势之外,用兵讲布阵,行文讲谋篇。《孙子兵法·九地》论用兵布阵,要求首尾呼应,如常,山之蛇。《文心雕龙·附会篇》论行文谋篇则谓“首尾相援”并讲“定与夺”。曾随十字军东征,有战事经验的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Cervantes)在《谈<堂·吉诃德>的创作》中评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本骑士小说,它全部情节被写成一个四肢齐全的整体,能够中间和开头呼应,结尾又和开头与中间呼应……”,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文心雕龙·总数篇》说“执术驭篇”要避免“后援难继”,也只是上述《孙子·九地篇》的引申。《文心·附会篇》里说“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这是《孙子·势篇》“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治众如治寡纷数是也”的改装句。只是刘勰善于“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他虽然大量引用《孙子兵法》的名言警句,却能“(文)更其旌旗,(字句)车杂而乘之,(文意)卒善而养之”,千年以来不知逃过多少人的法眼! 
    奇正 
    刘勰在《征圣》之后,续以《宗经》和《正纬》。从兵法的角度来看这是讲文学资源的奇正。《孙子·势篇)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刘勰先讲《六经》,这是“以正合”,然后“采摭(图谶)英华”,“以其有助文章”,是开明的“以奇胜”,而不是固执的以异弃。刘勰开放的胸怀,胜于禁止诗人入城的柏拉图多矣。《孙子·火攻篇》说“战胜攻取……非利不动,非得不用”。所以阴阳谶纬,只要是“事丰奇伟,辞富膏腴”,虽无助于经典,只要是有助于文章,就加以采用,不限于文以载道而已。刘勰在《正纬篇》说“经正纬奇”,在《定势篇》说“执正以驭奇”,正代表了他以兵法阐说《文心》的实用精神。紧接着《正纬》,刘勰在《辨骚》里指出“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更进一步阐明《孙子·势篇》所说“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所以《离骚》“酌奇而不失其真”,以致其文“气往铄古,惊采绝艳”,难怪正规之文,“难与并能”。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通变 
    《文心》第六篇是《明诗》。从字面上看,也和前面几篇一样,没有刀光剑影和兵略的痕迹。虽望文而不能附义。但上乘兵法讲万人敌,而不是讲一人敌的刀法剑术。历代学者都没有看到《明诗篇》里隐藏着兵法。直到民国初年朱自清在《诗言志辨》里大处着墨,小处着手,这才看出刘勰可能使用《孙子兵法》里“奇正之变”的消息。其实从兵略运用的角度去看《文心》,奇正与通变犹如左右手,其用殊不可分。刘勰早于《征圣》里就已说“抑引随时,变通适会”。《明诗》里说“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后面的《神思》就演其余“至变而后通其数”,又再“赞曰:情变所孕……垂帷制胜”,回到军事作战的兵家语。其间《乐府》说“气变金石”,《颂赞》说“事兼正变……与情而变”。《吊哀》说“辞变”,《诸子》说“远近之渐变”,《书记》说“变虽不常”。《通变》之前的《风骨》就先讲“洞晓通变”。刘勰在《文心》里用“变”字之多,远超过作《九变篇》的孙子,几乎可以跟佛典里讲的各种“心”一样繁盛,可说是全书的关键语。《知音篇》里的“六观”就是“三观通变,四观奇正”,很像《孙子·计篇》里的“五校”。《时序篇》指出“文变染乎世情”,这一观点比马克思和近世苏联文论诸家所提出“艺术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形式”的理论,要早一千四百年。难怪刘勰曾自信的说:“源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势 
    《定势篇》是《文心》五十篇之中,最富创意的一篇文章。可惜从来研究文论的文士,罕通兵法,以致猜测纷纭,都搔不到痒处,越解释就越糊涂。难怪刘勰在《知音篇》一开头就大叹“知音其难哉!……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他在《定势篇》里说:“情致(敌情指向)异区,文(兵)变殊术,莫不因情(敌情)立体(布阵),即体成势 (局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致人而不致于人’之法)也。”这完全是“兵法文用”。他又说“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刘勰这一观点,早于桐城派姚鼐,分文章为阳刚、阴柔二派,一千多年。比起罗马朗吉努斯的只知《论崇高》,也更全面。但文艺的阴阳、刚柔之说,也不出《吴子》所云:“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刘勰也批评“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不如“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这也是兵法里“兵,以正合,以奇胜”的道理。刘勰把《孙子》奇正、通变这两大兵略要素融会贯通之后,发展出文学上的“势论”,在复杂度上和《孙子》的辩证论点相抗颉,很值得我们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集中、精简 
    孙子演兵法,在《虚实篇》里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他在《行军篇》里又说“兵非贵益多,唯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刘勰写文论,把专一、并力的道理化入《神思篇》,乃曰:“贯一为拯乱之药”;用于《书记》则说:“随事立体,贵乎精要”。刘勰又在《熔裁篇》里说“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匆忙的现代读者和作家所爱好的“短篇小说”、“极短篇”、“掌上小说”也不外乎“一以当十”、“一针见血”的兵法运用。可见精要集中之理,文道和武道相通。虽然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但兵略的要素不一定永远成于文艺之先。如果刘勰生在孙武之前,受到《文心雕龙》启发的孙武又不知会把《孙子兵法》写成何等模样?东洋兵法名家宫本武藏,在刀艺进境上受阻之后,曾弃刀浸淫雕刻绘画,以文艺扩展兵法技艺,而达到更上一层的境界。在最上层的艺境,文武之道,运用之妙,应当都是存乎一心,无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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