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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心》、《孙子》看中国古典文论的源流和

2013-10-01 01:13     前言 
    在世纪转换之交，作者编选近年来对中国广义古典文艺智术理论所提出的报告，试图对中国古典文论的源流和发扬，再比较有系统地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在这篇报告中，特别要对中国文化中极其重要而根本的、与“西方”文化大不相同的、自古有之的“文武合一”的思维特征，和《文心雕龙)中刘勰对《孙武兵经》的引用和发扬，以及对民俗、心理学、幽默与作者人格的重视等题目，再加以简明的阐述。同时也对近代科技发展对文艺思想的影响加以例证，对21世纪“中国古典文论研究和应用”的现代化、国际化和电脑化，提出几个值得探讨的重点，并尝识将中国古典文论和其他文艺理论互相连通。 
    希望这些新的看法和做法，有助于中国文化中一些优良而具有超越时空特性的广义古典文论在新领域的发扬和与世界的交流，有助于在21世纪里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中优良部分的重新体认和信心的恢复，从而在中西优秀文化的互补和碰撞中促进中华“文艺复兴”的早日到来。 
    中国古典文论集大成的代表作：《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虽然是中国古典文论集大成的经典之作，但在过去的1400多年，它虽然对中国文论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今天，由于多位学者志士的深入研究和努力提倡，《文心雕龙》的研究很幸运地成长为质量俱重的一门学问——“龙学”。但在国际上，由于缺乏一流外文译本和重量级西方学者的知晓，《文心雕龙》至今并没有得到东北亚中国文化圈以外的敬重和激赏。相形之下，集中国古典兵略之大成，被刘勰称为“言如珠玉”的《孙武兵经》，不仅成为国际显学，而且应用广泛，正在日益发扬光大。 
    刘勰的《文心雕龙》既深且广，又有不同流俗和异于传统文论的创新。但是也许由于文字的典雅艰深和文体形式的拘束做作，使得它最精要的思想和创意，不容易被没有受过古文训练的大众所了解，和不容易为过分受到传统资料缠绑的文人所激赏。就拿本世纪最博学的钱钟书先生而言，他就曾在《管锥编·列子张湛注·评刘勰》一文中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是“综核群伦，则优为之，破格殊论，识犹未逮”。所以我曾惋惜地说：“按：钱氏未识刘勰以兵略经营《文心》，可谓‘识犹未逮’，而《管锥编》大多亦不出‘综核群伦’也。” 
    由此可见，即使以才高学富的钱钟书先生，也未能超出学业的局限。自古以来，创意和高见本来就是阳春白雪，孤芳自赏。所以刘勰早有“知音其难，千载其一乎”的慨叹。 
    《文心雕龙》和西方古典文论的比较 
    作为一位集大成的文艺批评家，刘勰的《文心》在宏观思维系统条理上于东方堪称空前。比之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诗论》笔记残卷，以文雅字练，识通奇变居先。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艺谈》被目为续《诗论》之后巨著。然细察其文，实乃诗人随笔短笺，较之《文心》义圆事密，广征博引，瞠不可及。比之于陆云《与兄平原书》家书闲话，亦有未逮。 
    西方近代文艺理论的蓬勃发展和科技的交互影响 
    与西方中古时期的文论相比，《文心雕龙》确实是格局宏大，思虑精深。这个形势一直到了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也还保持绝对领先的优势。但是在“文艺复兴”所导致欧洲的思想解放之后，促进了科学的自由发展，从而导致改变全球人类生活的“产业革命”和西方人文艺术的相应变化及快速进展。 
    近代西方文艺思想不仅源流学派异彩纷呈，而且显示出随着社会和科技的深层转变，日益走向综合发展，微观与宏观并重的趋势。这一趋势，更显出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工程科学的快速发展，对文艺思想学派所带来的相互影响和发扬。 
    如果扩大视野，把文艺和科技比较，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对立和期待。如科学出身、转行写作的C. P．Snow 1956年在剑桥演讲的"The Two Cultures’’，就是探讨人文工作者和科学家难以沟通，各以所是，非人所非，以至于演成国际间贫富群体的对立和不安。而天文学家、诺贝尔奖得主S．Chandrasekhar晚年还去探解科学和文艺终极成就的同异。他写的小册子“Truth and  Beauty： Aesthetics and Motivations in Science"(1987)，文浅境深，阐明顶尖科学理论常具数学和谐之美。这种美，和莎士比亚的文学美，或是贝多芬的音乐美是同样的震人心弦。他这本小册子，对人类思想的沟通和影响，也许比他对“白矮星”和“黑洞”的研究还要深远。 
    科学家进军人文艺术，华裔的两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也不落后。杨振宁于199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曾就“美与物理学”发表演讲。李政道也于今年出版《艺术与科学》诗画集。就此观之，如果说20世纪是原子、交通、电脑和西方人的世纪，那么21世纪很可能就是生物、信息、文艺和东方人的世纪。 
    回顾从18世纪以来文艺种类和创作理论的蓬勃发展，和它们与科技发展的交互影响，我们不禁要想起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里的一句警句名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得是多么宏伟精辟，用字又是那么典雅精练。刘勰用两句话，十个字，就道尽了文艺变化的理论。这样的眼光和手笔，现代的中西学者和文艺大家都做不到。也许世人所说“经典之作”的定义还要增加“用字精炼典雅”一项，才能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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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文论的守旧和僵化 
    1．对中国古代逻辑辩证和组织系统等基本能力的怀疑 
    面对西方强劲的科技发展和与之俱兴的蓬勃文艺，失去对中华文化信心的一些“龙学”学者竟然认为《文心雕龙》的森严系统和逻辑辩证都是从印度佛学那儿借鉴得来的。一些企图“以佛盖儒”的释士文人，似乎把佛教对刘勰的影响估计过高。他们以为刘勰在《文心》里所用的“圆”字乃是汉译佛典里的“圆”，却忘了中国在汉译佛典之前早已用圆来代表圆满完美。譬如孙武在《势篇》里早就把“形圆而不可败”当作布置守势的最高指导。况且举头见日，不见身毒，仰首望天，即见天圆日圆，不见因明、正理。《老子》说“道法自然”，圆字之源，何假外求? 
    然而心仪西风压倒东风的人，却又忘了中国自诸子以来就有的朴素逻辑论式，而怀疑中国学者逻辑组织的基本能力，臆测《文心》的组织、论理出于公元二世纪以后佛典里才见著的因明学。其实《孙子兵法》首篇就说“道、天、地、将、法”，重视军法森严，讲求组织、号令严明。《孙子兵法》一书也有不少逻辑辩证。受到《孙子兵法》极大影响的刘勰，以他本人思路的倾向和他在定林寺“区别经论部类，录而序之”的图书管理学的多年训练当然在组织辞令、文成规矩及首尾圆合上超越晋代文论前贤。但比诸《史记》、《汉书》、《论衡》，刘勰的逻辑组织能力只能说在伯仲之间。但就文字典雅，章句精炼而言，似乎犹在具有“正理”、“因明”学背景的许多佛教经论之上。另外就逻辑学(Logica一语为当时所无，当时学者称为工具，即Organon)而论，采用片段局部的观察，运用三段论法逻辑不一定能保证结论的正确。亚里士多德虽然发展出三段论法，但是一旦假设错误，结论常常相当幼稚可笑。西方生物学鼻祖亚里士多德由解剖人体，观察血液循环，就断定心是人的思想感觉中枢。这和没有三段论法，而皆以心为智慧主宰的佛、道、儒三家也相去有限。刘勰虽然没有受过希腊三段论法的熏陶和生物学的训练，但他把“为文之用心”的“文心”当做书题，千载之下，仍然超越西方机械科学和物理文明的范畴，耐人寻味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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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心雕龙》里《原道》、《征圣》、《宗经》三篇的广义和窄义 
    今人看1500年以前的文论，难免觉得文、意俱古，很容易把古人的“旧”东西，都直觉地当做是过时和落伍的“烂”货。政治人物如此说，我们可以嘲笑他是“泛政治”的动物。但是新一代的学者这么说，我们就要学禅宗六祖惠能在广州法性寺，为“风动还是幡动之争”所说的有名机锋问话：“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那就是：是刘勰的观念保守?还是学者的观念保守，不能会通? 
    新一代学者最爱批评的就是《文心雕龙》里开头的《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多半认为刘勰的思想保守，抱“经”迷“圣”，泥古不化。这类话说久了，似乎就成为定论。其实细看《文心雕龙》开头的三篇，我们就会发现刘勰在每篇的发端，都必先从基本的角度，来看广义的道理和情况。然后才举出他所认为是最适当的范例，或是窄义的解释。所以我们认为，断言刘勰思想保守，多半是不了解他的写法，而陷入了先入为主的“保守观念”。 
    3．刘勰文论思想：容异、创新、辩证会通 
    ——渊源全面：儒、道、释并用。 
    ——文武合一：“文武之术，左右惟宜……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言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把《孙子兵法》提升到“经”的高度，这是极其大胆的突破和创新! 
    ——兼容并蓄：《正纬》篇强调容异，这也不是一般传统保守的儒生敢提倡的开明观念。 
    ——《辨骚》篇总结全书最重要的枢纽五篇。在这篇里，刘勰贵人格、重创新!孰谓刘勰保守?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由上列几项例论，可知刘勰思想相当独立，立言做官都不是意识形态的附庸。刘勰曾在《知音》篇里说“见异，惟知音耳”。刘勰是《孙子》的知音，我们呢? 
    中国古典文论的源流 
    钱钟书在《管锥编》里谈兵，就引《吕氏春秋》里的“古人”“老话”说“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孛。”其实，钱钟书也没有看出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用了大量的篇幅发挥《孙武兵经》的兵略思想用于文论(《刘勰和(文心)里的兵略思想》，1996年)。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文武合一 
    ——《文心雕龙：从<孙武兵经)探解文艺创作》(1998年10月) 
    兵法文用 
    “文”、“武”两字，自古以来，不论中西，都是相对之义，势同冰炭，水火不容。“文艺”和“兵法”这两组强烈对立的观念，可以相通相融，甚至于相辅相成吗?这个命题的答案，在西方的文论史上，从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找不到明显的记录。但在中国的文化、文论史上，却是思想的主流。从正统的经、史、子、集到民间的小说笔记里，都可以看到这一思路传统。这些例证，缤纷灿烂，举不胜举。把它目之为“春城何处不飞花”，也不为过。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天地之道，一阴一阳(《易经·系辞上传》)。文武之道，一弛一张(《礼记·杂记下》)。一文一武之为道，这可以说是中国三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特色。说明这一传统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的文圣孔子任鲁国首相与强邻齐国会于夹谷时，就果决提出“文事必有武备”的策略。更在盟会之时，严肃地引用共尊的周朝礼法(而非鲁国的单行法，或“人权法”)，当场“合法”地斩杀了受命羞辱鲁君的齐国优伶。结果他不仅在外交上成功，而且“不战而屈人(齐国)之兵”，不用“新兵器”的“威慑”，就收回大片失土。精通六艺、编辑《诗经》的文圣孔子，早于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在2400年以前，就提出而且成功地实施了“军事是政治和外交的延伸”的战略。这不仅在军事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而且也是让近代的政军谋士相比之下，不免惭愧的。    文艺源于游戏，游戏起子竞生 
    西方文艺批评的始祖亚里士多德，以为文艺出于游戏。《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从鸟兽草木的层次去观察，发现诗人骚客笔下看似无邪的丽羽花香，竟然不出生存竞争、自然淘汰这个天演法则。但游戏是动物竞生的准备活动，距离“文以载道”或“为文艺而文艺”，都还有一大段路程。东方的教育思想家孔子，提出更进一步的目标，鼓励人们应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由此而观，文艺智术的衍生，实出自竞生战斗之余的游戏活动。所以文学创作中有兵略思想，乃是理所当然的事。只是后来文化进步，去源久远，分工愈细，文艺智术中兵略的运用，或镕或隐，后人乃多以文武截然为二，而忘了它们两兄弟其实是“其具两端，其功一体”。 
    宏观同异 
    这类情形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也有不少相似的实例。譬如科技史上天文起自哲学，物理又渊出天文，蔚成独立大系。直到近年研究宇宙起源，物理自微粒来推求宇宙本体，天文由远渺去研究物粒始源，二者分而复合。又如佛教有大、小乘之别，空、有宗之争和顿、渐悟之辩，而众想本源自一祖。文武智术之间的正反分合亦复如是。 
    清朝的魏源在他的《孙子集注序》里豪迈地说：“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羿得之以射名，秋以弈，越女以剑。”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文学”和“艺术”创作既然是和兵略、智术一般，都是人类逻辑理智和形象情感的活动，那么说“文艺创作”、智术思维和兵略的逻辑运筹及彼己心理控制有关，就当然不是穿凿附会、故弄玄虚之言。以己所是，非人所非，这是“人”受到本身立场的限制，所不易避免的结果。所以《淮南子》就有“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的比喻，感叹古今文人武士，“不见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以至于“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其实从人类的智术思维来看，“文”、“武”不必相非，而实相成。中国古代兵法大家，也都认同这个看法。譬如《孙子》之前的《司马法》就说“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孙子文武全才，当然知道领军得众，致胜之要在于“告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而稍后的《尉缭子》也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和西方的兵学家相比，攻防“战术”上的实战考虑，彼此相近。但在文武平衡和社会和平的视野上，近代的兵学家就常因为过于专业化，而自设局限。《尉缭子》说“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可以说是从分工的效率来讲合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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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兵略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创作在神思情采之外，谋篇布局，通变任势，导意动情，也多不能脱离升华抽象后的兵略艺术。1500年前刘勰在他的文学理论巨作《文心雕龙》的《程器篇》里盛赞“《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从逆向证明“文武之术，左右惟宜”的道理。这和人类“逻辑运作”与“形象思维”这两种思考方式的同异也有相近之处。“文艺”和“兵法”看似相反，但在人类思维的过程中，它们却常是互相联结和互相渗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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